↓调整贪污受贿罪起刑点应考虑公众感受 中国青年报 11月5日 作者杨于泽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在人大法学院讲座上，建议调整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在不断提高，1979 年是1000 元，1988 年是2000 元，1997年是5000元。又一个十年过去，张军副院长显然是觉得，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现在应该往上调了。

　　（11月3日人民网）

　　[中国青年报一评]

　　纯粹从“数量分析”来看，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确实存在一条“变化曲线”，而且是向上调整的。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与时俱进上调起刑点，可以使非罪空间不因货币贬值而变窄，而能与过去的非罪空间大体持平。上调起刑点，可谓是起刑点“变化曲线”的内在必然。

　　但我们反对贪污贿赂，是因为不该官员拿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贪污贿赂的伦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两个亿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坚决反对的。现在所谓拿不该拿的钱，主要是受贿。经济学家已经揭示，拿钱的本质是权钱交易，会损害公共利益。而受贿少，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小。对于大小贪污受贿行为，我们要一起反对。

　　如果真的像张军副院长设想的，贪污受贿几万元不入罪，无疑对政治伦理起一种消解作用。自然，不入罪，他还是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且必然道德有亏，公众形象受损。但对于贪污受贿行为，是否绳之以法，毕竟代表了政治上对此类行为的容忍程度。不对它绳之以法，多少意味着它是可以容忍的。其结果就有可能贪污受贿公行，官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贪多贪少而已。上调起刑点，很可能是造就大贪巨蠹的一个诱因。

　　公正感，不仅存在于大蠹小贪相互之间，更关键的还在于公众的感受。中国现在是一个开放国家，民众每天接触国外的政治信息，在大家的印象中，发达国家的所谓腐败丑闻不过是公车私用、冒领一点住房津贴。美国公职人员，只能接受不多于20美元的馈赠。而在新加坡，收到价值超过200元的礼品，就得交公，否则视同贪污受贿。如果我们的官员拿几万元不受法律追究，大家就会油然出生不公正感。

　　社会财富增加了，官员随手可“拿”的钱也多了，但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意识增强了，人们心目中的廉洁标准也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伦理应当趋严。而政治伦理与一般道德不同，不能光靠自律，而必须带有刚性。而上调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恰恰有损我们的政治伦理。

　　[现代快报再评]

　　读来感觉本文作者与张军副院长就像两个失聪的人在吵架，各说各的，都有道理。本文作者说的是理想状态，或者应然状态，即对贪赃枉法的“零容忍”，我们对百姓收费和高管薪酬等方面很容易“与国际接轨”，而反贪防腐方面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却很难接轨，“贪腐文化”难道是“中国特色”吗？张军同志讲得也有道理，他是立论于现实，贪污受贿额“与时俱进”，如果相应法律不修订，后果就是三条：一，真按原起刑点抓人，监狱大大地不够用；二，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寻租空间巨大；三，贪10万与贪10亿量刑一样，“小”贪官及家属不服，那就大家比着多贪吧！

　　当然，与国际接轨对贪污受贿零容忍是最好最符合民意的，而张军同志提高起刑点的建议肯定不会被民众接受，但把判刑年数与受贿额度的关联区间划细一点还是可以立即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