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警方扫黄的小姐裸照引起强烈反响后，情节居然进入了另一阶段。是谁在网上发布了这组照片，现在成了一个谜。面对舆论几乎一面倒的指责，河南警方吃不住劲，声称“裸照系当地某媒体记者擅自发到网上，并非公安机关所为。”

　　破案不是我的事，但我要指出的是：记者还是警方公布了这些照片，性质并不一样，其所获得的评价，也不一样。警方公布照片，理所当然是工作行为。它要表明的是自己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专政”的威力。照片所显示的客观效果，其实正是它需要的，在你眼中是暴力，在它看来是震慑。这样的效果如果不是为它所需，它当时也就没必要拉上那么多记者去现场。

　　记得一位年轻的编辑约我写稿时在电话中“很可悲”地说：发布这些照片，说明警方根本没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有多严重。是的，这就是河南警方的水平。也许暴力执法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了，因而这次也习焉不察。

　　说到暴力执法，河南省公安厅宣传处副处长苏银海表示他当时不在现场，不便发表评论。然而，我（们）也不在现场，但照片和视频却提供了一切。让全世界的人来看，那张照片都是“一个穿睡袍的光头男子在公开强暴一名赤裸的女性”——无论那位女性从事什么职业，也无论这个光头是以什么名义。如果这不是执法，它足以显示人性的恶。如果这是执法，它更显示了在公权的名义下，人性是如何更容易释放那本来是潜埋的恶，而且变本加厉。对这个“渣”，我不想多予置评，以免弄脏笔头。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此例可以举一反三，就不难明白人类为何要对公权抱以永恒的警惕。它告诉我们，人类的制度和制度设计，首要的就是避免人性借公权为恶。落实到这里的抓小姐，只要它还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那“光头之恶”就在所难免。

　　如果说这位发言人尚可以回避以上的暴力执法，但由他自己造成的问题则无以推卸。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点都不亚于暴力执法，它涉及的是宪法层面上媒体与警方这两者之间的性质与关系。分明当初是你邀请记者随同，记者当然可以发表照片。这本是你所需要的宣传，岂能因为它出乎你意料，起到的是对你来说的反作用，就倒打一耙说“擅自”。更严重的是，警方有权对记者说“擅自”吗？假如警方自己未经上级同意就发布照片，擅自不擅自，那是你内部的事，舆论可以不问。但你居然要挟性地指责记者“擅自”，舆论为捍卫自己的权利就无法不呛声。难道记者或媒体是警方的下属，他们发布照片或文字，要经过警方的批准。设若按照苏银海的逻辑，还有什么舆论监督可言？

　　公安在划分上属于与立法、司法两权对应的行政权，记者或媒体在职能上是监督包括公安在内的“第四种力量”，这已经成为法治社会的一种共识。面对这样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被监督一方居然指责监督方是“擅自”，显然搞错了两者间的关系。就媒体监督上的言论自由而言，来自权力的任何指责，无不有干涉性质的违宪之嫌。落实到此案，河南警方对记者出口“擅自”，乃是一种赤裸裸的“言论违宪”。苏银海随后继续指责“该记者竟不顾职业道德将照片发到了网上，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且不说警方根本无权指责记者，这些话只能暴露权力自身的傲慢与无知；退言之，假如此举真是记者所为，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不啻是一次成功引起舆论关注的公民举报。

　　最后要“敬告”河南警方的是，大家并不清楚照片发布者究竟是谁。如果是警方自己，那就是发言人在说谎。如果是记者所为，则可以引申为他本人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后者而言，如果该记者因为“擅自”而遭遇任何不测，那就是制造不测的人刻意和舆论过不去。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