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医学教授熊卓为，因轻度腰椎滑脱就诊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术后死亡。

　　（11月4日中新网）

　　这是一个很客观、很冷静的说法。其实，我更倾向于这个说法：北大教授被北大第一医院治死。

　　根据报道，熊卓为在北大医院遭遇了非法行医，她的死亡文书都是由不具备行医资质的实习生开出的，她受到粗暴的抢救，她的病历在死后被修改（我觉得，准确定性应是篡改）。所以，说她被北大医院治死，也许更切合人们的心理判断。

　　我并不认为教授的生命比一般人的生命更加宝贵，但迄今为止，用于调动人们情绪的，不止是熊卓为的生命在49岁之时戛然而止，而是她作为一个卓有业绩的医学教授死于本校医院。事实上，人们的情绪更加易于被她的学问、业绩、贡献、头衔等背景，和被北大医院治死之间的巨大反差而调动。

　　从揭开北大医院乃至医疗服务中的巨大问题来说，这可以算是熊卓为的那些“身外之物”所作的最后社会贡献。毕竟，一个北大教授的头衔，不仅被认为有更强的控诉力度，而且也更加容易被作为新闻传播。然而对熊卓为来说，生与死，这个最简单、最绝对的区别，才是她最后面临的问题，名誉、头衔、贡献、学问等等，真的只是身外物。她与所有普通的生命一样，最后面对的只是生与死。

　　报道已经表明，在这家医院，因此而出现的死亡纠纷，熊卓为并不是第一例，而直到熊卓为死亡才有了新闻报道。这就是说，熊卓为之死成为北大医院非法行医问题得以暴露的机会，那些更为“平民”的死者，并不足以暴露这个问题。

　　还是回到生命的基点上，我会将熊卓为被非法行医治死所激发的巨大震惊、愤怒与同情，与熊卓为作为一个生命被非法行医治死，剥离开来。这就是说，我注视着一个普通的生命死于非法行医，能够激起多大的反应，一家三甲医院因非法行医而致人死亡，将会承担多大的责任。

　　如果我们在意的是北大教授熊卓为之死，那么事情处理或许只是一次“特事特办”；只有我们在意的是病人熊卓为之死，才有可能使所有人平等地受到好一些的对待。

　　对北大医院，我想，同样需要剥离它的所有光环，例如三甲医院、北大牌头、强大的社会背景等等，来看看它作为一家医疗机构，应该为非法行医、篡改病历等行为受到怎样的处理。就是说，我们到底要管理的是非法行医行为，还是仅仅想管理那些江湖郎中，取决于我们对同一行为作同样处理，还是因违法主体的背景和身份不一而不同，这既考验着国家法律、政府管理的公平性，也考验着社会反应的平等性。

　　一个无资质的小诊所治疗不当致人死亡会怎样处理，北大医院又会怎样处理，有没有刑事责任，何种民事责任？我总记得“罚得它倾家荡产”“让它关门大吉”这样的狠话，很容易对着民间违法者抖落出来，像北大医院这样的机构，是不是也要“罚得它倾家荡产”“让它关门大吉”？如果我们不这样说，是因为觉得它家业很大，怎么罚也不会倾家荡产，还是因为它是一家公立医院，不会设想让它倾家荡产、关门大吉的结果？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