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为明年的经济政策定下基调，11月2日出版的《瞭望》杂志吹风：会议重点在于“调结构、防通胀”。

　　经济结构必须调，否则，我国将成为产能过剩与短缺并存之地。所谓短缺是高附加值、有创新力的产品短缺，所谓过剩，就是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产品过剩。但一个根深蒂固的疑问是，结构怎么调？

　　按照以往的经验，行政性的调整结构往往陷入刺激——上涨——调整——继续上涨——下跌的恶性循环。由于经济下行，政府采取刺激举措，各地大干快上争夺项目必然造成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接下来的调控手段估计不会有太多悬念：先是从严审批，然后就是收紧土地与信贷两个闸门，最后就是抓住顶风上马、违规操作的项目，从严惩处，杀鸡儆猴，比如当年叫停宁波建龙。目前在房地产等行业已经出现局部收紧贷款的现象，而对于工信部所论及的十几个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土地、信贷审批已经非常严格。

　　调整经济结构要成功，有两个前提，一是激励机制必须正确，二是调整必须借助市场之手进行。

　　激励机制正确至关重要。比如治理高污染行业，如果环保执法部门能严格执法，高昂的成本将让高污染企业无处容身。但情况相反，有些环保部门听命于地方政府或强势企业，执法绵软无力。如河北武安面对非法排污的央企，声称“管不了”。以至于《北京晚报》发表了个可怜兮兮的评论——央企认个错，服个管，行吗？

　　再说个错误激励的例子：我国出口的制造品价格低到不可思议，更让人郁闷的是，我国政府的出口退税补贴有多少，国外销售商就在价格上同比例压价，可怜中国政府辛辛苦苦获得的税收全补贴了国外企业和消费者。此时政府如果取消出口退税，将迫使出口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争取生存权，问题是，多数出口企业赚的就是那点退税，失去政府补贴只有关门大吉，那么，中国大量的制造品怎么办？中国大批的工人怎么生存？

　　由上可见，采取正确的激励机制绝非轻而易举，有时甚至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

　　另一方面，从现在山西、内蒙古、河南等地资源行业的国进民退来看，有些地方政府把调整经济结构当作从民营企业攫取财富的机会，他们把矿难、污染、劳资矛盾全部推到民营企业头上，他们忘记了，中国所有的大水坝、所有的大矿山几乎都是国有控股企业，是这些企业与排污的小企业一起，成为中国环境恶化的推手。

　　笔者并不看好产能过剩行政减少法。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在一些行业恰恰是诸侯经济、政府信用的支持导致了产能过剩的结果。拿钢铁行业为例，我国从2005年就开始呼吁淘汰钢铁落后产能，但成效如何呢？微不足道。国家最初对钢铁产能的淘汰标准是“2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很多企业改建300立方米甚至更大的高炉以应对。按照《环球企业家》的报道，河北一家民营钢铁企业的高管称，这些超级高炉只有生产板钢类才能实现规模效应，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行业公共设施、基础建设等产生的需求是建材类粗钢。结果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从粗钢到高等级钢材一起过剩。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