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推动和保障全民权利的更进一步，城乡平权可能只是平均地享受不完整的权利而已。

　　这一周，大家都在说“三同”。“三同”指的是选举法、侵权责任法和人保部工资法规方面的几个规定。选举上，城乡“同票同权”，指的是一张代表证，不论城乡，代表同样多的人口。侵权赔偿上，“同命同价”，侵权行为造成死亡的，以同等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报酬上，“同工同酬”，再不分正式工和劳务派遣，相同工作，相同待遇。

　　“三同”中有两同属于人大法律，有一同属于国务院部门法规，层级不同；而且选举法属于宪法，侵权责任法属于民法，法律地位也不同。但“三同”都有法定效力。

　　“三同”都涉及到权利平等，一个是选举权平等，一个是赔偿权平等，一个是报酬权平等。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赔偿权和报酬权属于经济权利。无论什么权利，公民平等，都是进步。不过，实际生活中，这“三同”执行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差别。

　　“同命同价”，这一“同”，估计将执行得不错。因为关系到生命，人因为侵权而死，性格再软弱的家属都不免要坚持条款的；死生事大，侵权方也不至于太马虎，这样，“同命同价”就不会有太大的执行问题。不过，侵权赔偿中的生命贵贱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因为死亡之外，还有伤残，还有误工，还有精神损害等等各种情况。“同命同价”，只指侵权死亡中有城乡多种身份的情况下同价，侵权事件中只有一个农民丧命的情况下怎样处理，侵权事件中虽有多人但全是农民的情况下怎样处理，以及没有死亡而只有受伤、误工和精神赔偿的情况下怎样处理，是否仍然会按照“当地平均收入”来计算？

　　“同工同酬”，比较复杂。实际上，“同工同酬”不管是在男女性别上，还是在不同身份职工上，多有提倡。然而哪怕有很长历史的“男女同工同酬”，也未见得实现了。女性在职业岗位上获得升迁要难于男性，同种工作之下女性获得高报酬的机会也少于男性，这在西方、东方都是现实。而在中国，工人有不同身份（正式工、临时工、农民工等），不同身份的工人不能获得同样报酬，普遍存在。现在规定“同工同酬”，至少可以让用工单位不再心安理得差别对待，但具体情况还要观察。报酬虽然涉及切身利益，人人都会争取，但现在就业市场是买方的天下，劳务派遣工因为社会资本欠缺又缺乏组织性，谈判能力低下，未必能够摆脱报酬上的不利地位。

　　“同票同权”，这一“同”应该是最不难。代表名额怎么分配，这是由上而下，程序很明确的，改变分配办法，仍然是各地服从而已。代表名额分配，一定人口所产生的代表数量会调整，但每个代表怎样选出来并不涉及。调整以后，农村户籍人口产生的代表数将会大量增加，由此，权力机关中关于农村、农民、农业的声音会有所增强。不过，户籍属性与人口的城乡分布可能有所不同，因为大量农村户籍人口实际居住在城市，有数据说人口分布情况是城乡各占一半左右，这样，可以说“同票同权”差不多仍然维持了城乡人口在权力机关代表权的平均，因为无论最初的农民八分之一选举权还是后来的四分之一选举权，基本上就是产生一种使城市和农村在权力机关内投票权相当的效果。这就是说，“同票同权”的政治现实，是基于人口在城乡分布基本相当的社会现实，而非单单是政治原则所决定。随着“同票同权”的出现，漂泊着的流动人口问题可能在权力机关得到更多的关注。

　　“三同”几乎都着重解决城乡居民权利平等的问题。当然，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方面还有很多，例如最低生活保障，例如投资分配权，例如文化资源占有权，例如教育权，例如公共卫生服务享有权等等，可以列举的方面还有不少。“同票同权”，一定程度上带有基础意味，因为这将使权力机关重新分配票源，农村人口在权力机关内拥有更大的投票权，有利于农村居民其他权利的改进。当然，这也取决于权力机关是否能够运转得有效，而这又涉及到代表产生机制，以及权力机关的程序建设，包括代表在权力机关内的活动能否被其选民直接了解、监督等等。

　　此外，不能不指出的是，在中国，即使城市居民，权利保障方面也有很多不足。因此，在城乡居民的平权之外，还有总体上更充分地实现公民权利的问题。如果不能推动和保障全民权利的更进一步，城乡平权可能只是平均地享受不完整的权利而已。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