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对“孙中界事件”重新认定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浦东新区区长姜樑代表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至此，孙中界——这个河南籍“90后”小伙，在“断指证清白”的12天后，终于换回了自己的清白。而上海是否存在“倒钩执法”现象，也在一波三折的调查中真相大白，“倒钩执法”确实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真相的揭开，完全有赖于浦东新区政府20日重新组建的联合调查组，而有关联合调查组如何组建、如何展开调查等具体情况却一直鲜为人知。近日，作为中央媒体代表参与联合调查组的李月（化名）接受现代快报记者专访，披露了“孙中界事件”真相调查过程前前后后。

　　真相揭开 孙中界“平反”

　　10月26日中午，上海浦东新区新闻通气会现场座无虚席，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在等待着“孙中界事件”的最新调查结果。当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表示，“联合调查组”关于10月14日“孙中界事件”的调查报告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月20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并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时，全场沸腾了。

　　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显示，10月14日，原南汇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一社会人员将执法的时间、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陈雄杰在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扬招孙中界驾驶的车牌号为浙ADS595白色金杯车。该车载陈雄杰驶至闸航路188号时，被执法人员检查。执法人员为陈雄杰制作了笔录，作为该车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乘客”陈雄杰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调查组在对陈雄杰访谈过程中，其否认还有其他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行为，但调查组在抽查原南汇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其他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了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

　　至此，“孙中界事件”真相大白，事件主角——河南小伙孙中界确实遭遇“钓鱼式执法”。对于这一调查结果，孙中界面对媒体的采访喜极而泣，连连表示“终于重获清白”“对调查结果很满意”。而对于为证清白而自断一指的举动，孙中界也表示“值得”。

　　就在同一天，同样被质疑为“钓鱼式执法”的“张晖事件”也有了结果。闵行区政府宣布“张晖事件”取证方式不正当，撤销行政处罚行为。

　　这一切的发生，要归功于一个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在内的12人联合调查组，正是他们介入该事件后的独立调查，将事件的真相还原。

　　兵分三路 独立调查

　　联合调查小组成立于10月20日，当天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对“孙中界事件”的调查结果，认定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

　　舆论对于这一调查结果显然并不满意，不仅仅是因为通过媒体多天来的关注和调查，上海存在“钓鱼式执法”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且浦东新区这种自查的方式本身其公信力就值得质疑。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浦东新区政府当天就重新组建联合调查组，引入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对此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城管部门明确被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我是在当天下午接到邀请参加联合调查组的。”李月说，当时他人还在外地，但接到邀请后就在最短时间内赶回上海。“回来后才知道，参加联合调查组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因为涉及调查取证，所以律师和记者成为必不可少的成员。”

　　李月告诉快报记者，由于从一开始，“孙中界事件”争论的焦点就是其是否从事了“非法营运”和执法人员是否使用了“钓鱼式执法”，所以联合调查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孙中界是否是“黑车”和原南汇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对孙中界驾驶浙ADS595载客的执法过程中，是否采用了不正当手段取证。

　　于是，调查组被分成三组，每组3-5人不等，第一组负责调查孙中界的情况，第二组负责调查执法过程是否正当，第三组则负责调查孙中界的伤指情况。在随后的三天中，三个调查小组分赴孙中界工作的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进行了现场调查。

　　“我被分在第一组，主要调查孙中界的情况。”李月说，21日，即联合调查组成立的第二天，调查就开始了。“我们的调查主要采取访谈形式，在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我们小组见到了孙中界、孙中界的哥哥孙中记和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李月说。

　　在证实了孙中界所开车辆确为公司车辆后，孙中界向调查组回忆了14日当天的情形。那天晚上8点左右，刚把一批工人送到公司基地的孙中界，在上海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遇到一名身材瘦弱的年轻人扬招，但他上车4分钟后便要求停靠在闸航路188号。正是在这里，孙中界受到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检查，认为其“涉嫌非法营运”而扣下金杯面包车。孙中界称，当时是看那名乘客实在可怜才让他搭车的，而且那名乘客要给钱，他一直没有理他。

　　“在获得这些一手资料后，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孙中界所驾驶的车辆为公司车辆，至于孙中界是否非法营运则还要和其他组调查的内容互相印证。”李月说，三个小组都是独立进行调查，互不干涉，每天调查结束后会在一起交流当天的调查内容。

　　财务资料 牵出“钓头”

　　和第一组、第三组的调查任务相比，第二组调查的内容尤为重要，调查难度也最大。“不过，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障碍，浦东新区各部门都为我们的调查开了绿灯，而且还派了城管部门的人配合调查。”李月说，虽然他没有参加第二组的调查，但是在和调查组成员的交流中还是了解到了调查的一些细节。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21日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对陈雄杰的调查，调查组并非毫无准备地听其一面之词。”李月告诉快报记者，在整个调查开始之前，调查组除了查看孙中界被查处的案卷外，还抽查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今年以来的多份案卷，其中就发现陈雄杰多次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在调查之前，可以说每一个调查组成员对本事件都没有个人的倾向，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甚至对此事件了解甚少。”李月说，但是在通过案卷的抽查后，调查组成员心中有数了。

　　在对陈雄杰的调查中，薄海豹律师展示了他专业的问讯技巧及判断能力。薄海豹问：“你是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薄再问：“假设是否有第二次？”陈答：“没有。”薄又问：“如果有，就证明你不是一般的乘客，而是一个‘钩子’，可以这样认为吗？”他说：“可以。”薄最后问：“你是否能配合作公安测谎测试？”陈答：“可以。”“因为有了前期的准备，通过这一段对话，调查组马上判断陈雄杰对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李月说，随着调查的深入，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还多次出现另一同一姓名的“乘客”，调查组随即就这一现象询问了配合调查的一名城管，但该城管未置可否，不过他却提供了另一条线索，即“有奖举报”的财务资料。

　　李月告诉快报记者，由于查处“黑车”行动为“有奖举报”，协助查获“黑车”的乘客可至交通行政执法大队领取“专项整治劳务费”，因此通过财务资料的查询也能找到相关“举报乘客”的线索。“就是这个财务资料让‘钓钩集团’彻底现身。”李月说，调查组在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陈雄杰的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另有其人，而且不同“举报乘客”的“劳务费”大多都由这名叫蒋国辉的人领取。蒋国辉每次都是多笔“劳务费”合并领取，数额相当惊人。“当时，第二调查小组就判断这个人可能是‘钓头’。”

　　22日晚，调查组约见了蒋国辉。“虽然不知道第二组具体通过什么方法让蒋国辉屈服的，”李月说，但这位“钓头”最终承认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没有固定地域。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他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正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调查至此，真相已经大白。李月告诉快报记者，24日，三个调查小组对调查情况进行了汇总交流，并开始撰写调查报告，明确写入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以及“陈雄杰在调查中的陈述存在虚假”等关键内容。这些文字在最终发布的调查报告上全部得以保留，12名调查组成员也在这份客观真实的报告上郑重署名，以显示其客观、公正。

　　“钓钩集团”与“黑车”沆瀣一气

　　“那除了蒋国辉外，调查组是否发现了其他‘钓头’？”面对快报记者的疑问，李月表示，对于这一情况，第二小组并没有通报。不过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查处孙中界的行动中，不仅仅有交通执法大队队员，还有公安民警参与其中。“现在整治黑车行动中都会配备警力，主要是因为真正的黑车都是团伙化的。”李月告诉快报记者，以前就出现真正的黑车司机在被查到后，一个电话就招来一大批人，将执法人员围困起来，有时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而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事实上，“钓钩集团”往往和黑车沆瀣一气。据一位前“钓头”罗雄透露，养黑车是钓头的另一项生财之道。如果养20辆黑车，一辆车每月交300元信息费，年收入就可达六七万元。抓车时，钓头会及时给黑车司机发来信息：“上班了”，意思就是不能做了；“好了”“下班了”，就是可以开车拉客了。

　　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在闵行北桥一带，黑车司机们买信息的花费，一手信息是每月500元，二手信息是300元，三手信息是100元。在张晖被钓的俞塘村，司机李师傅原来从不相信信息费，在几次被钓之后，终于醒悟过来。现在，他每天看钓车信息，比看天气预报还积极。

　　“这也可以想见，为什么会出现‘倒钩’执法，真正的黑车抓不到，被‘钓’的往往都不是黑车。”李月说。对此，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整顿交通营运市场秩序、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专项工作组，坚决依法整治非法经营行为，维护交通营运市场的正常秩序；坚决禁止交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

　　真相之后 征途仍漫漫

　　“虽然‘孙中界事件’已经真相大白，但是‘钓鱼执法’所折射出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的漏洞还需要漫长的道路去修复和完善。”在采访最后，李月这样对快报记者说。

　　联想联合调查组的调查过程，“孙中界事件”的真相其实不难查清，但为什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会在20日公布这样一个草率的调查结果？“这就是问题所在。”李月说，当时一方面是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急于对此事作出回应，所以其调查肯定存在问题，而且明显是在某一个环节上出了差错，有人说谎了。“最关键的错误是，20日的调查报告称‘取证手段并无不当’，这是说谎，‘倒钩执法’对他们来说是心知肚明的。”

　　另一方面，20日的调查报告过于强调对于孙中界行为的法律适用，凸显出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李月告诉快报记者，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曾对他表示，定义“黑车”在“业内”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即可：扬招、听乘客指令行驶、司机和乘客互不认识、提供有偿服务，孙中界一事完全符合这四个要求。

　　“而事实上，对于黑车的界定现在法律法规上还很模糊，比如‘拼车’，算不算违法，没有人知道；打车时几个人合打是否合法，在法律上也是空白。”

　　李月说，要防止“孙中界事件”的再次发生，还有漫漫征途需要我们走。

　　□快报记者 陶维洲 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