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发生了两起轰动全国的大事，都跟媒体责任相关：一起是内蒙古囚犯袭警越狱案，还有一起是上海“钓鱼执法”风波。两起事件中的权威当事人，都提到了“新闻媒体”，并对其在两起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品头论足，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作为一名关注法律新闻的人，我认为这值得深度剖析。

　　就越狱事件而言，在逃犯落网后，内蒙古公安厅一名负责人赞赏了媒体的作用。想必，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地方重视媒体在重大事件中作用的原因。然而，媒体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上却遭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

　　针对记者采访时提出的疑问，调查组成员之一、浦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丁建国这样抱怨说：“事情演化到今天，到底是司法在审理，还是舆论在审判？”“现在舆论压力如此之大，我也不想‘晚节不保’”（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言外之意，这位即将退休的官员最近因“钓鱼执法”风波闹得很烦心，都是媒体造成的？而在追究“钓鱼执法”的真相上，媒体就不该介入？不该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此表态，何其令人意外！

　　试问，如果没有众多司机对“钓鱼执法”的非议和质疑，如果没有司机孙中界断指证清白，如果浦东新区的交通执法都是光明正大的，媒体又怎么会投来监督目光？媒体是因疑问而介入的。比如，调查组为什么不听取司机孙中界的意见？为什么不让神秘乘客和孙中界对质？为什么浦东交通执法大队不向律师公布这两年交通执法的罚款信息？疑问重重，媒体介入有何不妥？

　　在大家都在注重媒体报道和监督作用的情况下，上海浦东的一些官员却反其道而行之，竟抱怨媒体参与了“钓鱼执法”报道，这不是很令人匪夷所思吗？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在本月13日出版的《人民法院报》撰文指出：有些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对传媒监督还有一种抵触情绪，认为传媒介入就是找茬儿、挑刺儿、帮倒忙，这种想法要不得。这一批评，同样适合上海的一些官员。

　　（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