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正是全国唯一一位从头至尾参加了北京、上海这两场关系到共和国前途与命运大审判的法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法官”。

　　这是一部由他亲自口述的史实，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审判时的真实历史情况，以及特别法庭内外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以此还原历史情形，让世人了解真相。

　　'[上期回顾]

　　特别法庭经过审理，终于搞清了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幕后策划情况，其中有些内幕，此前一直都未曾公开过……

　　林彪的“九·八”手令

　　江腾蛟在“文化大革命”前，由驻沪空军第四军政委提升为南京军区空军政委，他在南空机关内部大搞宗派活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安插亲信，排斥异己，煽动一些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南空司令员聂凤智打倒，而且要“揪出聂凤智的黑后台”，矛头直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抄了许世友的家，使许世友无法正常工作，被迫躲进安徽大别山南京部队的后方农场。

　　1968年，由于江腾蛟在南京军区反军乱军，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指示：“对此人不能重用。”此后，江腾蛟被免去了南空政委的职务。

　　就在这时，林彪却对他加以保护，特地在家中接见了江腾蛟，并私下封官许愿。

　　江腾蛟对于林彪的这种“信任”真是感恩戴德，给林彪写了不少的效忠信。林彪一家也看中了江腾蛟，认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他们忠实的鹰犬，并通过吴法宪对其进行包庇重用。

　　我在参加预审工作时抄下来一封信，是江腾蛟写给林立果的，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江腾蛟对于林彪家族的效忠程度。

　　信是这样写的：

　　立果同志：

　　苦思数日，想不出世界上还有什么语言可以表达我感激首长、主任和你的心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教导我的、指点我的、保护我的，是谁呢？是首长、主任和你！我能不天天想吗？能不天天念吗？我能不以实际行动报答吗？！……

　　1971年9月8日，江腾蛟根据林立果的指示来到首都西郊机场。林立果带着周宇驰早已在那里等他了。林立果从身上拿出一张纸条给江腾蛟看。江腾蛟接过来看了一下，只见上面用红色铅笔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执行”。

　　江腾蛟看完之后将纸条还给了林立果。这就是林彪实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八”手令。这份绝密的手令是林彪集团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铁证，后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乘直升机外逃时，随身带走了这份手令。当直升机迫降的时候，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份手令撕碎扔掉了。可是，这份手令最后还是被成功复原，在法庭上向被告作了展示。

　　江腾蛟看了林彪手令之后，当即表示：“为了正义，为了革命，坚决干。”林立果十分高兴，就安排说：“你到上海做第一线的指挥，此任很重，老政委呀，一定要搞好。”江腾蛟当即表示：“一定坚决按首长和你的指示办。”

　　人民领袖神机妙算回北京

　　9月9日上午，同样在西郊机场，同样在那间极不起眼的平房里，由李伟信在里面看电话，林立果、王飞、周宇驰、江腾蛟四人在一起研究，主要是继续昨天晚上没有研究完的问题。

　　在8日晚上，林立果、江腾蛟一伙就如何谋害毛泽东主席的事情进行了仔细的商量，可是未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所以，当天上午又叫江腾蛟和王飞参加，继续进行策划。

　　林立果讲了三条：

　　第一条办法是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毛泽东主席的专用列车。

　　第二条办法是用一零零高射炮平射，打毛泽东主席的火车。

　　第三条办法是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他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可是，8日晚上的这三条计划都被否决，大家讨论后觉得都不妥。因为这样的行动，非同小可，必须得万无一失，否则后果难以想象。在9日继续研究时，周宇驰提出是不是采取炸铁路的办法。可是，也有人认为不妥。

　　王飞提出，是不是采取开会的办法。

　　这时，周宇驰就问江腾蛟：“油库能不能爆炸？”江腾蛟说：“油库能不能爆炸我不清楚，但是油库可以燃烧，因为虹桥曾经发生过一次油库燃烧事件。”周宇驰说：“油库燃烧起来也是很了不起的，趁那个混乱之机动手。”接着，就由江腾蛟画了一张从油库到将来毛泽东主席停专列位置的地图，交给周宇驰。周宇驰看过之后，将图转给了林立果。

　　9日下午，除林立果、周宇驰、王飞、江腾蛟、于新野之外，又新增加了关光烈，这伙人继续在老地方，研究从关光烈哪个部队里面调火焰喷射器到上海去，以及如何调动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攻打钓鱼台的问题。

　　接着，这伙人就研究了这次行动的密语：“如果毛主席已到了上海的话，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果毛主席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已经好了，出院了。”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果到上海去的话，于新野跟你去，他全都有。”

　　于新野在一旁，对于所作的决定都认真地作了记录。

　　林立果说：“如果在上海动手的话，有线电、无线电同时使用，无线电发电报的时候，就发王飞转空军党委，以这样的办法发，有线电借故有重要事情，把线路占住，不让别人用。”

　　林立果将关光烈介绍给其他几个人之后，就直截了当地对关光烈讲了两个问题：“第一，把你们那个师的火焰喷射器调到上海，交给他（指江腾蛟）指挥。第二，你们调一个营到北京来，协助王飞率领空军警卫营攻打钓鱼台。”

　　林立果指出，林彪的决心已定，并布置说：“就在上海搞，如果‘B－52’住在机场，就用四零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干，住在市里就叫几个人用手枪干，不出车站就在车站里干。”

　　江腾蛟表示同意林立果的意见，但在具体方案上只同意在机场和市里这两个方案。

　　9月11日晚饭后，在北京西郊机场的那间平房里，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四个人，又在一起研究行动方案。这次主要是研究鲁珉到硕放去指挥谋害毛泽东主席的另一套行动方案。

　　就在林立果一伙梦想着实现他们的阴谋之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林立果听完电话之后得知，“B－52”到上海后立刻改变行程，此刻他的专列已经过了上海。

　　一件没有写入起诉书的事情

　　1971年，一个神秘的美国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个人便是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后又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和叶剑英负责接待和进行密谈。中美关系从此打开了大门。

　　可是，江青后来却诬蔑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的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等。

　　这件事起因于1973年11月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翻译是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会谈结束后，王、唐二人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对会谈的某个问题有意见，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同基辛格会谈中有错误，同时也没有及时向他报告此事。毛泽东决定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周恩来的这种做法。

　　实际上，办事一向谨慎、组织原则一向很强的周恩来事前已向毛泽东主席打过电话，回话说：“主席已经休息。”因此，毛泽东未能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

　　1973年11月12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提出批评。当时有些同志特别是外交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会上对周恩来提出了不公正的批评意见。周恩来对这些意见都没有反驳。

　　可是，江青却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令周恩来，同时也令与会的人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周恩来的行为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样说了江青还不满足，接着便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

　　据周恩来的警卫人员后来回忆，在会议进行得紧张的时候，他们给周恩来总理送去的饭菜都原封不动地被退回来了。由此可见当时会场里的紧张气氛和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

　　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一个月。12月，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次开得好，很好”。同时，毛泽东主席也批评江青：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她说总理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江青一伙又趁机借题发挥批“周公”。

　　但是在审判江青时，这件事却没写入起诉书，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