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整治交通违法行为的力度越来越大，前几天，公安部向全国交管部门下发《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里面首次提到坐醉驾车的乘客也要被罚款。紧接着，深圳又打算大幅提高交通违法行为罚款上限。其中醉酒驾车可罚10000元，机动车闯红灯的也可罚1000元。

　　（10月15日《西安晚报》）

　　就像公安部拟规定“坐醉驾车要罚款”一样，深圳大幅提高罚款上限，也引来了人们的激烈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这么高的罚款合不合适”。这样的争议不会有什么结果——有人觉得高，就必然有人觉得不高。其实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交通违法处罚中“过于依赖罚款”的倾向。

　　罚款应不应该成为整治交通违法行为最优先选用的手段呢？我的看法是不应该。在罚款成为权力部门最喜欢用的执法手段时，“执法等于罚款”就不再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打趣话，而是利益培植出的扭曲现实。不管我们承不承认，在很多权力部门的实践中，“罚款”已经是创收的最好手段，甚至有些部门已经开始给员工们发放“罚款提成”。更可怕的是，罚款作为预算外收入，往往去向不明，成为权力部门小金库的主要经济来源和滋生腐败的温床。大环境如此，深圳还大幅提高罚款上限，就很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如此巨额的罚款，会不会成为罚款经济的又一“标杆”？这是为了整治交通违法行为，还是为了多罚钱？

　　这些疑问，很容易让深圳这一地方法规的正义性大打折扣，令政府的形象蒙诟。其实就整治交通违法行为来说，除了提高罚款额度，还有不少其他的手段可以选择。比如说，可以延长暂扣驾照的期限，也可以降低吊销驾照的门槛。此外，建立交通违法黑名单，将交通违法行为与个人诚信度、保险费率等挂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手段能达到的效果，比高额罚款还要好，毕竟，有些开车人不差钱，他们怕的，就是交钱也摆不平。

　　不仅是交通安全执法，在其他各个领域的执法行为中，罚款都是经常被优先选择的手段。“执法过于依赖罚款”带来的恶果不仅是滋生了腐败、放大了权钱交易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令很多人心目中形成了“有钱可以摆平一切”的荒谬观念，这对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转，毒害尤其之深。

　　（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