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大常委会9月21日召开的控烟立法听证会发生激烈争辩（9月22日《东方早报》），就充分采集各方民意来说，这是地方立法引进听证制度以来一场民意表达较充分的听证会。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禁烟态度向来积极，1994年就颁行《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但实施效果始终很不理想。本次拟立法颁行《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条例》（暂定名）虽说把规章提升至法规级别，但同时则将早年的禁烟降格为控烟。

　　禁烟不易、控烟亦难。餐厅酒吧舞厅车站码头，刚性的禁烟都长年流于形式，现在降格为相对柔性的“控”，又如何能控得住？明知结果如此，还要低着头立法，意义何在？

　　禁、控的终极手段都是罚款，如今讲依法治国，一旦把控烟上升到地方立法，其执罚主体又如何确定？按《行政处罚法》之硬性规定，由法律法规所确认的针对烟民（公民）的处罚，其执罚主体必须是政府机构。但政府目前并无针对烟民的执罚队伍，新建一支队伍，纳税人又不会答应。执罚困惑同样是如此，若把执罚权让渡给餐厅酒吧车站码头的服务人员，却又与依法行政直接抵触。

　　可见，如果要全面禁（控）烟，必须在国家层面而非地方层面立法，才有可能避免尴尬。据官方统计，30年间国内已颁行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但真正落实于依法治市（省）的又有多少？除去中国缺乏法治文化传统等因素，理想化立法是个常被人们包括立法者忽视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法学人才培养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依然是个立法资源非常紧缺的国家，到了地方，这种紧缺性更加明显。一方面，大量与民生直接有关的法律法规仍呈空白或以“条件尚不具备”加以应付；另一方面，又把稀缺的立法资源用于理想化的（目前并不具备执行条件、也并非十分急迫）法律法规的起草辩论和争执。

　　以经济学的标准，这是典型的资源浪费；以社会学的标准，是典型的丢西瓜捡芝麻；以培养法治文化的角度考量，制定一部很难执行的法律（规）作摆设——有法不依，则比无法可依还要糟糕。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