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执行难”全都归咎于“老赖”，可能忽略其他一些原因，例如银行监控缺乏、执行人员借机寻租等等。

　　新华社9月18日报道，最高法院拟出台一项司法解释破解“执行难”，对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老赖”，采取“限制高消费”的严厉措施。

　　“执行难”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使权益受损者无法实际上获得胜诉结果，也削弱了法律判决的权威，降低了人们通过司法途径获得公正结果的期望。由此而言，破解“执行难”，既是保障当事人权益，也是重建司法的威信。

　　报道称这可见最高法院破解“执行难”的决心和力度，但考虑到此举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社会影响力，最高法院慎之又慎。慎之又慎，是很好的态度。最高法院不是立法机关，它作出的司法解释却具有法律效力，谨慎运用司法解释权，避免司法机关对司法解释权的过度使用，是理所应当的。

　　现在来看，最高法院慎之又慎的，不是是否要限制“老赖”的高消费，而是确定哪些属于高消费、怎样监督高消费、怎样处罚其高消费。这就是说限制“老赖”高消费已是势难逆转，只是细节上怎样去做还在斟酌中。

　　其实，就具体案件来说，“执行难”是有多种情况的，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未必就是“老赖”。有的被执行人具备完全或部分执行能力而不履行判决结果，“拒不执行”，属于“老赖”；有的被执行人不具备履行判决结果的能力，他不是“拒不执行”，而只是无能为力，称之为“老赖”并不准确。

　　然而，一个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人，无论是拒不执行的“老赖”，还是无能为力，限制其高消费都是合情合理。如果是一个无力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人，他本身就不具备高消费的能力，限制不限制，对他并不构成影响。如果是“老赖”，限制高消费，就是通过压缩其生活的舒适度而迫使他考虑执行生效法律文书。

　　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措施破解“执行难”，包括联合公安部全面限制被执行人出境，联合银行限制其贷款，联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限制其融资增容等等。这些措施，既包括限制其经营活动，也涉及限制其自由活动空间。限制高消费，则深入到其个人生活层面，进一步加大其代价。有专家认为，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引发跟踪、监视，甚至发生暴力，直接上去抓现行等行为。我想，这种担心可能是多虑的。就现状来说，上述被担心的事情可能已非少见，未必会因为限制高消费而进一步增多。对那些希望获得执行的当事人来说，跟踪、监视乃至实施暴力，都是需要各种成本的，他是否有能力、是否愿意承担这些成本，可能并不因为限制高消费的司法解释而变化。而且哪怕没有限制高消费的司法解释，当事人仍然会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

　　实际上，对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的监控，主要是通过希望获得执行结果的当事人来进行，还是通过一种社会机制，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通过一个个当事人来进行监控，会付出巨大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可能的违法成本。而通过社会机制来监控，整体成本就会小得多。例如，法律对被执行人与其身份不相适应的消费行为应有制裁，发现一起制裁一起，是一种威慑力。例如，一个人的高消费行为，往往伴随着较大额的资金流动，银行应当可以进行监控。另外，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人还应当限制其资产馈赠、遗产继承行为和成立企业、投资参股的资格。个人诚信系统应当发挥作用。

　　一个人的财产信息、资产信息固属个人私密信息，但涉及财产诉讼，法院应当能够完全掌握，并能要求银行、工商部门控制其流向。我们尚未知道“执行难”的症结，到底是有钱不还，还是无钱可还。如果是无钱可还，“执行难”实则无以求解。如果是有钱不还，这又何以可能？难道那些钱都不在银行，也未投资于企业，而是变成现金收藏在洞中？如果有钱不还很普遍，那么我们又何以指望金融系统能够监控洗黑钱等非法活动？当然，我们也不清楚“执行难”中有多大成分是执行不力的问题，要知道重庆反黑行动中，重庆市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是已经落马了的。

　　把“执行难”全都归咎于“老赖”，既可能冤枉了那些确实无力执行的人，还可能忽略其他的一些原因，例如银行监控缺乏、执行人员借机寻租等等。还有就是，要使“限高令”落到实处，必须让“老赖”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