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无证醉驾致四死一伤的孙伟铭案二审改判无期。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消息：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当适用刑法第115条第1款定罪处罚，即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对于孙伟铭由一审死刑改判无期的结果，案件当事人及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看法。这且搁下不说，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统一醉驾适用的法律，是孙伟铭案件的最大社会价值。最高法院对这一法律认定的公布，统一了各地方法院过去各自掌握的认定方式，更重要的是对于醉驾肇事后的定罪量刑也更加公开透明，某种程度上讲，孙伟铭案对法律公平的推动作用，不亚于2004年广州的孙志刚案件。2004年的孙志刚案件，促使国家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办法”，今天的孙伟铭案，推动了最高法院明确醉驾肇事在什么情况下需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该案件在我国的法制建设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醉驾肇事到底是适用“交通肇事罪”、还是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罪名不同，受到的惩罚就有天壤之别，可谓人命关天。过去，因为最高法院没有统一规定，其决定权就在地方法院，并且已经发生过许多在公众看来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况，严重异化了法律的公正性。

　　比如，孙伟铭醉驾撞死4人，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而今年1月22日，河南陕县的王卫斌醉驾致6死7伤，7月3日，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王卫斌有期徒刑6年6个月；再如，2008年7月，河北保定司机张海鹏醉驾致使交警1死1伤，今年8月，保定市中院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张海鹏无期徒刑。

　　在法治社会，如何适用法律，是公民追求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同样的案件，因适用不同的法律条款，造成对当事人物质以及精神较大差别的后果，而且尚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内，屡屡发生此种行为，就真的需要在法律修订或统一标准环节找原因了。这次最高人民法院对于醉驾肇事罪，明确在何种情况下统一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就起到了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作用。

　　据公安部公开数据，到2009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1.76亿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发生酒驾肇事案件，司法部门如何排除人情、权利、当事人的身份等影响法律公平的因素，避免因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引起的不公，是社会舆论比较关注的。因此，期盼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公布的醉驾肇事适用“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进一步完善，使各级法院对醉驾肇事罪的惩处能够常态化。

　　（作者供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