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雷闯从杭州市西湖区卫生局拿到了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许可证。如他自己所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争取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的重大胜利”。

　　乙肝歧视一度普遍，不只是食品行业，几乎从事任何行业，求职者都被要求提供体检证明，而乙肝病毒检测是其中必有的一项。社会歧视的概念相当模糊，使得人们对歧视的存在缺乏敏感。这样，作为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估计占总人口数10%的国家，乙肝歧视近乎堂而皇之地发生。

　　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痛苦是实在的。从公务员到食品业，他们都面临不得进入的境况。被歧视者所发出的声音为社会所听闻，开始摇动了政策。雷闯获得食品行业健康许可证，是针对乙肝的歧视性政策发生改变的一个结果。

　　歧视性政策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社会偏见的消除。乙肝病毒携带者之所以会被禁止进入食品行业，在于有“这会使食品不安全”的社会认识，而真实情况是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性和母婴垂直传播。乙肝病毒携带者之所以被很多行业拒绝，在于社会视乙肝病毒携带者为病人，而真实情况是大多数携带者可以不产生疾病。

　　显然，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某个餐饮店，这无须向食客告知，健康许可证就是他与别人一样的合格证明，时间将会使人们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做菜脱敏。

　　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科学知识来消除偏见，但应该说社会偏见并不总是因为知识不足。健康许可证发放的改变，意味着食品安全中对乙肝病毒传播的考虑，从“万无一失”转变到基于对风险的真实判断和充分保障平等就业权。这也就意味着，政策将形势判断为“应该直面可能的极少数例外”。然而，公众是否读懂了这个意味，并且作好了理性面对极少数例外的准备？

　　从更大的职业范围来看，乙肝歧视携带者被排斥，虽是因为存在“他们是病人”的偏见。但客观地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发生肝病的可能性高于其他人，这有充分的依据。一些行业未必不是基于对员工健康、医疗支出、工作顺利的预计而作出排斥行为。那么我们反对职业招聘中的乙肝歧视，依据到底是什么？

　　迄今为止，人们在反对歧视和偏见上的努力，往往假设是因为“无知”，从而走上科普路线。一定程度上，这是有效的，但并不总是有效。歧视产生于偏见，这没有问题。偏见产生于无知，这未必真实。偏见可以产生于无知，也未必不是产生于有知。例如，你对乙肝病毒有较多的认识，仍然可能会对病毒携带者产生偏见，职业仍然不向他们开放，你可能仍然远离他们，不与他们共餐，因为你想自己“万无一失”。社会生活并非科学的简单函数，而是文化、习俗、心理、感情、信仰、科学、人际关系等等一切的总呈现。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歧视、消除偏见的核心领域。科学可以消除无知，但并不总能排除偏见和歧视，甚至可能为偏见和歧视打开大门，例如如果基因检测可以证明一个人具有心脏病倾向，这是从无知到有知，但你可能因此而拒绝录用他，这就是偏见和歧视。我想，我们之所以要反对歧视、消除偏见，不是为了使人活得更科学，而是为了使社会更人道、人类更文明。人类与歧视、偏见的战争，意义无非在此。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