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富二代”的新闻不断，醉驾、炫富、培训……就在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人群的时候，一则《“贫二代”的18条标准》的网文将公众的视线从“富二代”拉到了“贫二代”身上。

　　相比“富二代”，“贫二代”群体虽然庞大，但因为他们的沉默，往往被人忽视。他们的父母有的是进城打工的第一代民工，有的是城市中的普通工人，有的甚至还是尚未脱离土地的农民；他们由于家庭经济所限，很难接受高等教育，年纪轻轻，在城市打拼，每月拿着千把元的收入；他们曾经也有自己的梦，但这样的梦却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经常有扼住命运喉咙的冲动，但每次喉咙都被命运扼住”，这是“贫二代”18条标准中的一条，难道“贫二代”们都因为命运的困厄而集体失声了吗？

　　日前，长期关注“80后”农民工子女命运的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顾若君，同她的“青春共进”小组成员走上街头、走进工地，对生活在南京的“贫二代”进行了抽样调查，观察他们的生存状态，了解他们的思想，聆听他们的声音，现代快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跟踪采访。

　　“贫二代”更需要关注

　　对照网上的“贫二代”标准，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典型的“贫二代”。

　　早在两年前，顾若君就和袁宇澄等多名同学，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不仅写出了调研报告，而且开展了一个名为“青春共进”的计划，让城里的孩子和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接触，相互交流价值观，以取长互补。

　　就在顾若君他们在为自己的社会活动作出努力的时候，另一个群体却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就是“富二代”。从杭州胡斌的飙车案开始，“富二代”的张狂行动频频闯入大众的视线。

　　在社会大众的眼里，“富二代”中的不少人已经变成目空一切的纨绔子弟，似乎没有什么事情不能用钱摆平。最典型的就是杭州的胡斌飙车案，面对车祸，参与飙车的一群年轻人没有惊恐、同情，反而在事故现场嬉闹，没有一点的人性和道德。

　　“富二代”以他们独有的张扬个性，频频闯入公众视线。但沉默的又是占多数的“贫二代”却长久被忽视。早在顾若君他们启动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的宣传部部长黄进教授就曾经评价说：“我们的研究，本来就在于抛砖引玉希望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新闻媒介、学术机构都更加关注这个群体。”

　　“我是‘贫二代’，生活靠自己”

　　又是一次烈日下的调研。8月27日上午，室外温度达35度。顾若君和同伴拿着50份问卷，从新街口的青石街开始，一路来到夫子庙，展开了“贫二代”生存状况的调查。

　　发出的50份问卷当中，有效回收了38份。被访者月收入几乎都在1500元以下，有的是饭店的厨师，有的是街面小店的收银员，有的则刚刚很茫然地踏入这个新的城市，正在寻找着谋生的机会……他们对待问卷上的问题都很认真，读到问卷上印着的“贫二代”18条标准时，往往会心一笑。

　　令调查者感到意外的是，“贫二代”——这个并不太中性的名词，并没有让接受调查的人生气，他们完全接受这样的人生定位，并不忌讳自己面临的现实状况。一个小吃店的服务员在被问到自己年龄的时候，稍稍红了一下脸，但被问及父母的职业时，却很坦然地回答：“他们都是农民。”

　　父辈的贫穷让他们失去了很多生活中的机会，但被调查的这些人中，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发出抱怨。所以，当他们看到“18条标准”中的第1条：“在各种‘拼爹’（注：比拼老爹，指学得好不如有个好爸爸）游戏中失败”时，都会笑一笑，但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最符合自己心声的。

　　“不能埋怨老爸，生活还是要靠自己。”一个姓张的小伙子在接受调查时，这么回答为何不选第1条的理由。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但梦想仍在

　　“如果读过《红楼梦》，最受触动的应该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这是18条标准中的第7条。在38份回收的问卷中，有11个人选择了这一条，认为这条描述最符合自己的心声。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看过《红楼梦》。

　　“就觉得这句话好。”小张实在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和分析自己的心理，为何选择了第7条。21岁的小张是福建沙县人，在南京的一家沙县小吃店打工。用自己的双手做出最纯正的沙县小吃，招待客人。

　　“年轻的时候都会有梦想吧。”小张说，他上初中的时候，就曾梦想过挣好多好多的钱，当时在他的想法中，挣钱是多么简单的事。后来，由于自己成绩不好，中学毕业后就不再上学，而是跟着家人四处去打工。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去过中国许多大的城市：深圳、北京、广州、上海……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练，小张现实了许多，也多出了几分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就这么干下去吧。”小张说，“要说梦想，那就是自己开一家沙县小吃店。”小张笑了笑，“这个梦应该还是切合实际的。”

　　小陈也选择了第7条，认为这条的描述是最符合自己心声的。小陈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上午刚刚9点，小陈就已经在饭店上班了，忙着擦桌子，拖地。她要一直忙到夜里9点，而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的收入。

　　小陈是安徽人，高中毕业。当问卷发到她手里的时候，她稍稍迟疑了一下，用眼睛悄悄瞄了旁边的老板娘一眼。看到老板娘没有否定的意思，她才把拖把倚靠在自己身上，阅读起问卷来。

　　“我原本可以念到大学的。”在填到学历时，小陈稍稍在高中和大学之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选择了高中。“我的成绩很好。”小陈说，但由于家里经济的原因，她选择了放弃。

　　“不然我现在该大学毕业啦！”小陈说话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但一下子又黯淡下来，“其实大学毕业了也没啥用。”小陈像是在自我安慰，“现在连大学生工作都不好找，我却还有1000多块的工资呢。”

　　抗争命运渴望发展机会

　　相信命运，但同时却不放弃抗争和奋斗，这是接受调查的“贫二代”群体普遍的心理特征。

　　但在正视现实的同时，他们却认定，命运的不公，并不是由父辈或者自身造成的，而是有人制造了不公平的竞争机制，有人剥夺了他们父辈和自己奋力向上的机会。所以，标准中的第11条：“从迷恋个人奋斗到觉得奋斗根本改变不了命运。”和第15条“有仇富心理，并十分痛恨贪官，觉得他们不仅夺取了你父辈的财富，更夺取了你翻身的机会。”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在38份回收问卷中，有7个人选择了第15条。“官大一级压死人”。有一个人在问卷上这么留言。

　　但这些人的心理并不在这个浅层次上。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认同“仇富心理”的人，在对“富二代”的评价时，往往会选择“作风高调炫富”，而在选择“贫二代”的典型特征时，他们都会认为是“有能力没机会”。

　　“你难道不知道罗彩霞吗？”小刘在填写问卷时一脸愤怒，“就是因为一个女孩子的父亲是公安局的领导，就能剥夺罗彩霞的上学机会，”小刘说，父辈拼不过人家，自己就要低人一等，这不是父辈的罪过，而是这个社会，没有给穷人一个机会。

　　“现在做什么事都要靠关系，你就是本事再好，没有关系就没有机会。”小刘说，他的一个老乡打工赚了点钱后，就想开个销售礼品的小公司，但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东西根本卖不出去。“我现在算知道了，”小刘搓搓手，“我们还是老实本分地打工吧，钱是往钱多的地方去的，但我们没钱。”

　　耐克，但肯定是老仿。阿迪达斯和耐克这两个品牌是不可能在一件衣服上出现的！”同桌一针见血。

　　公务员当不上，他夹起尾巴苦守2000元工作

　　“贫二代”的痛苦，是在胡正伟上大学之后，逐渐显露出来的。1998年，父亲下岗了，母亲那份门卫工作也有人“抢”，领导安排了个熟人将她挤走了。为了谋生，父亲干起了保安，母亲在一家酒店做了一名洗衣工。两人本来就不高的收入，随着时代发展“缩水”了。

　　大学里，学习氛围不浓，同学之间攀比现象更严重。大一那年，班上就有同学用中文寻呼机了。后来，还有人买了手机，谈论笔记本电脑。胡正伟是“非主流”那一类，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他一直利用寒暑假打工挣生活费。他在饭店里刷过盘子，帮人送过纯净水，吃了不少苦。

　　在勤工俭学同时，他也没耽误学习。大二时，他就考过了英语四级，拿到了计算机二级证书。“证书堆得比人高，也抵不上一个好爸爸管用！”大四毕业那一年，班上几个有“好爸爸”的同学还没拿到毕业证书，工作就定了下来；一个同学进公司就“轮岗”，被当后备领导培养起来，半年不到月收入竟是4000元！没有靠山的胡正伟，只好抱着一堆“个人简历”去人才市场。

　　几十场招聘会跑下来，他发现进人才市场招聘的大公司不多。偶尔有两家他满意的大公司，人家要招聘的岗位又不适合他。投了N份简历石沉大海后，他终于顿悟了，别挑了，先找份工作干着。

　　胡正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做宣传企划，试用期3个月，每月工资600元。不料，转正之后，老板却迟迟没给他加工资。“再不加薪，就立即退出。”有一天，他抱着这一信念去跟领导谈判。领导叫他在外面“等一会儿”，他局促不安地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领导在办公室里走动、打电话，但就是不理他。他想离开，却不知道为什么没走。

　　他很想挤入“上流社会”，曾发奋图强看书参加公务员考试。但是，每次笔试都过关了，面试全被刷下了。“看了互联网才明白，考公务员也有‘猫腻’。”

　　短短4年，胡正伟频繁跳槽不下6次。2007年，他好不容易“挤”进了一家大型金融单位，谋到了一份差事。如今月收入2000多元，他干得很卖力。

　　“你不干有人排队抢着干，人家硕士应聘工资期望值就填了1500元。”每次有辞职冲动时，他也反过来劝自己三思！

　　几年磨练下来，胡正伟算看透了，“这个社会本来就这样，如果你家里关系不够，你就夹住你的尾巴，巴好你的上级，上级错的也是对的，上级看不惯谁了，你瞧他一眼的心情都不要有。”

　　为了不掏钱买房，他曾打算做“招商银行”

　　一套2室50平米的房子里，住着奶奶、父母和胡正伟夫妇三代人。在胡正伟心中，房子是他永远的痛！胡正伟介绍，谈了4年的女友，就是因为他买不起房子，最终与他“拜拜”的。

　　2002年大学刚毕业，女友就劝他买房子了。女友来自农村，一心希望嫁给他。女友的条件只有一个：“买一套房子，哪怕小一点。”

　　对女友的要求，他十分理解！女友家境很一般，三间瓦房里面都没有粉刷过，在老家时，她看到人家雪白的墙壁都很羡慕。而从小与爷爷奶奶挤在一间房子里的她，更盼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她特别喜欢吉庆家园的房子，当时的房价才2000多元一平米。”胡正伟说，女友还曾兴奋地把他拉过去看房，跟他商量，“求你父母帮我们付个首付，贷款我们俩一起还。”

　　父母倒是存了2万多元，再向亲友借一点也能凑出首付。不过，父母很犹豫，母亲“农转非”，没有养老保险，她想留一点钱“防老”。此外，父母对未过门的女友也不信任：“她帮忙还贷款，房产证上要不要写她的名字？”出于种种考虑，父母没有给予支持。

　　几年间房价一路飙升，而胡正伟的月工资一直在1500元上下徘徊。在多轮房价上涨行情面前，他只能“按兵不动”。2004年，吉庆花园房价奔6000元时，女友与他分手了。

　　与初恋女友分手之后，胡正伟曾萌生过攀上富家女，做一个“招商银行”的念头。他还“有心”结识过一个富家女，二人吃饭、约会、开房，相处了近一年，对方却从没将他领进家门。她说：“我爸爸讲了，等你当上某公司某部门负责人了，再上我家门。”这句话，像一瓢冷水浇得他透心凉，也把他浇醒了。

　　2008年，胡正伟结婚了，对象和他一样，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与初恋女友不同，妻子愿意婚后跟他和父母一起住。不过，这不代表他们就甘心三代人一起挤在“鸽子笼”里。二人对住房问题有很多设想，一种是用夫妻俩的积蓄做首付，买一套小一点的二居室。另外一种是卖掉现有房子，用卖房款做首付，买一套大一点的房子。

　　“反正都蛮吃力的，贷款要还几十年。”胡正伟说，万一哪天失业了，麻烦就大了。 “现在很多夫妻钻政策空子，用离婚的方式，进低保，达到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我父母也动过这个念头，”说到这里，胡正伟突然动了怒，声音也提高了八度，“别人买二套三套房了，我买不起怎么办？这也是被逼无奈。”

　　害怕制造“贫三代”

　　今年，胡正伟30岁整。周围同龄人不少已有孩子做爸爸了，父母也催他们要一个。不过，他却思想斗争得厉害。

　　生一个孩子，孩子的教育，将来的就业怎么办？一想到这些问题，他有一点害怕。

　　作为一个“贫二代”，他真的不希望再生一个“贫三代”。但是，以他和妻子两个人目前的经济基础，他们是没办法像其他父母一样让孩子“择校”，送孩子留学的。将来，孩子若有能力靠自己的实力，考取大学，毕业之后找工作也是困难重重，“好的工作岗位被一些干部子女垄断，穷人的孩子根本就挤不进去，挤不进去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你没有广泛的关系网络。”

　　“再等等吧！”胡正伟希望跟妻子一起，再奋斗3年。他们计划利用工作之余创业，租一间铺子，开个美甲店，或者搞一个奶茶店之类的。他们想为自己打拼，也希望为孩子创造高一些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