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一位70岁梁姓知名博导，自曝在招生时收取一名邹姓女考生10万元贿赂，并发生肉体关系，最终因女生未如愿上博，梁向校方纪检部门坦白此事。据自称受邹姓女生委托的人说，校方未找邹进行调查核实，目前邹已将相关情况向教育部纪检部门举报，并考虑在适当时候公布于众。(新京报8月17日)

　　【南方都市报一评】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邹姓女生如愿上博，那么这桩丑闻估计将永远不会浮出水面，学术权力、金钱、肉体将完成一次不为人知的交换与合谋，学术尊严、道德操守、法规制度相继沦陷，甚至会寡廉鲜耻地形成一种双赢的“潜规则”。这样看，“博导性丑闻”曝光，也不过是一次意外。今年以来，从浙江大学到西南交大，从辽宁大学到清华大学，其实哪一次“丑闻”不是意外曝光的呢？而正因为意外，才让人感叹高校的围墙之内，到底隐藏了多少污垢。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丑闻”曝出，紧跟着的就是当事人的辩驳或者校方的澄清，没有道歉，没有忏悔，有的仅仅是要在被撕开了口子的红肿处，涂抹上一层掩人耳目的“桃花”。在此过程中，耻感已经无处安顿。在贿赂上博的事件上，无论受贿者还是行贿者，没有人比对方更道德、更守纪，举报也罢，公开也罢，价值在于这个已经被推到社会舆论面前的事件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而对于当事人自己来讲，首要的并不是急着撇清自己，而应是道德自检和心灵忏悔。因为，无论受贿者还是行贿者，除了其要对自己曾经的行为负责之外，也要对事件的涟漪影响负责。

　　日前《小康》杂志公布的我国“信用小康”调查显示，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在本次诚信调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学生，更不及农民、宗教职业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其实，诚信沦丧只是问题的第一层，更深层的是伪诚信之后，很多时候已经失去了具有矫正价值的羞耻感。

　　耻感在大学的校园里渐渐稀薄和迷失，让一代人在没有耻感的环境中成长，那么未来社会耻感文化缺失几成必然，所谓拯救道德根本无从谈起。“博导性丑闻”已经揭开了遮羞布，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羞耻感一个可以安顿之处。

　　【现代快报再评】

　　道德观、耻感之类固然很重要，可是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呢？靠说教吗？中国人是最不缺乏说教的，从幼儿园到大学到各单位到传媒，天天在被教育，而且调子唱得比谁都高，从“斗私批修”到“五讲四美”到“八荣八耻”，很是配套。最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是社会的奖惩机制。如果阳奉阴违得实惠，趾高气扬，而老实人吃亏，还被人瞧不起，有多少人能不受诱惑讲诚信守规则？社会的荣辱观若建立在成败观的基础之上，成者为王败者寇，怎么可能还有耻感！

　　比如行贿，在中国是不少行业通行的潜规则，万科的王石说他奉行不行贿原则成了公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谈耻感显得多么无力！美国司法部调查美国公司在海外行贿搞不正当竞争，公布了包括中国在内一批受贿的公司名单，对这样“国家级的举报”，中国司法机关迄今还未见采取司法调查的表示。在这样“宽松”的司法环境中，考博者行贿、博导受贿有什么奇怪的？

　　↓博导性丑闻让耻感无处安顿 南方都市报 8月18日 作者：燕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