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如斌家住江宁谷里，他是一家工厂的厂长，因为工作的需要，时常往来于南京城和谷里镇之间。从南京城到谷里镇，雨花台区的板桥镇是必经之路。去年，俞如斌在经过板桥时，无意中发现——广东村被拆掉了。

　　在俞如斌的记忆里，广东村是个不简单的地方：一栋栋漂亮的别墅，铁丝网围起来的院墙，讲粤语的广东人，气势汹汹的狗叫声……当然，要是放在现在，这一切会显得非常正常，但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俞如斌只有十来岁，在他眼里，高墙大院的广东村别墅群虽然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他和邻居们甚至不敢走进这个村子一探究竟。

　　在南京的板桥镇为什么会有一群广东人？他们怎么会这么有钱？有钱人为什么不住在南京城里，却要跑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盖房子住呢？俞如斌的脑海里盘旋着一连串的问号！

　　南京为何有个“广东村”

　　2009年8月的一天上午，在俞如斌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雨花台区的板桥镇，探访这个神秘的村落。

　　沿着板桥中学大门前的一条水泥路一直往东走，不到5分钟的路程，记者就来到了俞如斌所说的“广东村”原址上。这里大部分地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一路过来看到的大多都是新开发出来的土，前几天下的雨还没有干，有的路段非常泥泞。俞如斌带记者来到一个教堂门口，大门上方刻着“板桥活水堂”五个大字。他告诉记者，本来教堂周围一大圈都是广东村的房子，现在就只有教堂和周围少数几栋房屋还没有拆了。

　　走进教堂，里面非常安静，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休息。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以前叫华兴村，因为住着的大多是祖籍广东的华侨和这些华侨的后裔，所以周围的村民又叫它广东村。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因为要建设开发，里面的住家就陆陆续续拆迁了，等政府安排好新房子后，这个教堂也会搬走。

　　负责人还说，这个教堂并不是华兴村原来的教堂，而是到上世纪90年代才建的，教堂原址上原本建有一栋梁姓华侨的房子，在建这座教堂时被拆掉了。据负责人回忆，原来这栋华侨房子的大门就在如今活水堂大门所在位置。在如今教堂演讲台的位置有一口水井。老房子大概只有现在教堂的三分之二大。整栋楼有点西洋风格，门口有罗马式圆柱走廊，大门也是拱形的，而且是两层的小洋楼。不过，在拆的时候，房子已经非常陈旧，很多地方都烂了。

　　负责人告诉记者，出了活水堂往东走，不远处还有一栋华兴村的老楼房，也是唯一一栋留下来的华兴村老建筑，那栋楼的建筑风格和梁姓华侨的老房子很接近。

　　华兴村仅存的楼房是文保单位

　　出了活水堂，往东走了大约500米，一条刚刚修筑的宽阔马路横亘在记者眼前，在马路对面，一栋红瓦黄墙的西式楼房赫然出现在眼前，非常醒目。只是马路比楼房高，差不多第一层楼都被遮挡住了。楼房前的马路边还长了一大片藤蔓植物，透过藤蔓，依稀看到楼前竖着一块石碑，凑近了看，碑上写着：华兴农业公司办公旧址。再细看上面还写着这里是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记者心生疑惑：一个村子里怎么会有公司办公楼呢？而且还是文物！

　　走到楼房的一楼，大门外非常宏伟，外面有四根很粗的罗马式柱子，承托出二楼一个外置的阳台，拱形大门的上方雕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蝴蝶。大门两旁各有一扇窗户，也是拱形，上面也分别雕刻着不同的花纹。

　　记者推开半掩的大门走进去，看到门口的地板已经断裂，里面是中空的，跟民国时期的地板设置风格是一样的。那时的地板离地面差不多半米高，在上面先架一排木柱，地板就铺在木柱上，以防受潮。

　　楼房里面空空如也，而且里面的情况比外面要逊色多了，很多地方的墙面已经剥落，露出了里面的青砖，地板和门窗也都破败不堪。

　　一楼里面没有楼梯通往二楼，记者出了一楼的门，从一个露天楼梯走上了二楼的阳台。但二楼的大门紧锁，两旁的窗户倒是开着，从窗户往里看，里面被隔成几个小房间，已看不出最初的样子来了。

　　这样一栋洋楼，当年究竟用来干什么的呢？华兴村是否跟这个叫华兴的公司有关呢？

　　上世纪80年代，华侨村的历史得见天日

　　在一本叫《板桥文史》的书里，记者找到了有关华兴村的历史，写这本书的作者叫周起源。在板桥街道办事处，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

　　周起源今年70岁了，他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工作的需要，他受命去调查南京侨乡——华兴村的历史，他是第一个去调查这个村子历史的人。

　　周起源回忆道，当年他来到这里时，里面保存得还比较完好，在村口，有两个大水塘，水塘是用来养鱼的。走进村口，就有三排崭新的别墅式楼房出现在眼前。村里面，楼房整齐，道路笔直，路边设有排水沟，每户人家房子前设有花圃，房屋大多是欧美建筑，看上去很洋气，很漂亮。村里面还有商店、小学、厂房等，一应俱全。而住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有一口广东腔，生活方式跟本地人也不太一样，吃饭喜欢吃清淡的，喜欢吃苦瓜、清蒸的食物，因为他们大都是海外华侨或华侨的后代们。

　　当初，这批华侨是什么时候来板桥镇的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南京的板桥镇呢？

　　爱国华侨为何相中板桥镇

　　周起源说，这一切都要从明清时期说起。当时，朝廷腐败，广东省台山、新会、开平等县地少人多，人们无法生存，纷纷被当成“猪仔”卖身，或者被迫背井离乡，到南北美洲、欧洲、澳洲及东南亚等一些国家讨生活。但华侨在外的生活困难，受人欺压，而政府腐败，置之不理。于是，华侨李殷宏、邓仙石、李元平等人痛感振兴中华之迫切，联名号召全球华侨踊跃认股，集资回国创办“华兴农业有限公司”，借以推广科学、振兴祖国。这些人大多都是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堂（中国致公党的前身）的成员，中国致公堂是拥护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华侨社团。这个倡议很快得到很多华侨的响应。

　　他们按照股票每股100美元的方式，总共筹集了711股，合计71100美元的钱。71100美元，在当时算得上是个天文数字。带着这些钱，李殷宏他们回国筹创公司。

　　刚开始，公司选择的地址并不在南京，而是在安徽省的嘉山县明光乡，在那里购置了原华侨复群公司转让的荒山和田地数千亩。但当地多动乱，无法兴业。于是他们又重新找地方，最后选择了安全较有保障的南京板桥镇，而且南京这个城市和孙中山有着深厚的关系，也让华侨们觉得亲切。

　　1922年，李殷宏等人在板桥购买了1800亩左右的土地，建立村庄，命名为“华兴村”，而他们的公司，就叫华兴农业有限公司，寓有中华兴盛之意。

　　华兴村别墅群的设计者是谁

　　要置业，首先得要有地方住，为了让回国的华侨有房子住，村子需要建造一批房。周起源说，很多人都以为华兴村的房子是华侨聘请了东南大学的建筑师来设计的，否则不可能设计得这么漂亮。但事实上这里的房子是由其中一个发起人自己设计的，这个人叫李云龙，他是墨西哥华侨，本身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我们后来看到的这些漂亮的仿欧美建筑就是经他之手设计的。

　　华兴村总共建了70栋左右的房子，房子是按照投资的股份多少来修建的，每出资1股就可分到5分田的建房基地，所以房子有大有小。房子建好后，股东们纷纷将家人迁来定居和就业。而厂房则建在居民房的东边靠板桥河的地方，办公楼也建在这个附近，就是如今唯一保留下来的这栋楼房。

　　周起源介绍，当时华兴村建设好后，华侨们还特地在村子周围竖了牌楼和界碑，他们在通往华兴公司和华兴村的大路口竖了写有“华兴通衢”4个大字的牌楼，在华兴村村口竖了写有“华兴农业有限公司”的牌楼。

　　另外，在离华兴村不远的一处小山坡上，当年李殷宏等爱国华侨们还在这里购买了一块墓地，用作给华兴村的村民办理身后事，当地人后来就把这座小山坡又叫做“广东山”。购买好后，还在公墓的东西南北四方都立了一块石质界碑，上面都刻有“界碑”二字，而另外在正对着华兴村的地方又立了一块更大的碑，上面刻有“华兴公司山庄界”7个字。但随着岁月流逝，这些石碑都不知去了哪里。

　　但在去年，周起源在板桥老街岳家访问时，意外发现了那块“华兴公司山庄界”的碑，上面字迹清晰，可惜断成了3块，这块界碑高100厘米，宽38厘米，厚11厘米。另外，有一块“地界”碑也被人从一个池塘的淤泥中捞出来了。

　　华兴村的侨民靠什么谋生

　　华兴农业有限公司成立后都经营了什么项目呢？周起源说，刚开始公司是全方位经营，种植有小麦、甘蔗、葡萄、桑树等，后来公司聘请南京东南大学农科系常宗会教授来当技术主任。常宗会在化验土质后，发现这里最适宜植桑养蚕，建议扩大桑树种植面积，公司于是采纳了建议，并且建了2栋养蚕大楼，每栋2层，每层有10间蚕室，还建了4间仓库，1间蚕种室。又聘请蚕种专家潘中白为蚕种制造场的主人，培育优良蚕种，生产优良的蚕种纸。

　　周起源说，当时这里生产出一种叫“斗鸡牌”的蚕种纸远近闻名，是从日本引进的优良品种，抵抗病害能力强，蚕茧的厚度超过当时国内良种“浙江余杭种”，这种蚕种纸规定每张只有28圈，有病毒的蚕籽不超过百分之十，坏的都要用镊子一一剔除，所以在国内的口碑非常好，深得养蚕农户的喜爱。

　　所以华兴农业公司最有名的产业也就是植桑养蚕。这一点在这里的办公大楼上也有体现。

　　说到办公大楼，刚开始，我们都以为大楼门楣上雕刻的带一对翅膀的昆虫是蝴蝶，但是周起源在指给记者看时，说很多人都误解了。其实这个昆虫不是蝴蝶，而是蚕蛾，蚕蛾下面还有一颗颗小点，这些是代表蚕蛾下的蚕籽，而两旁分别有两个蛹状的物体，那是蚕蛹。而以前的报道都把这个写成蝴蝶了，那是错误的说法。

　　用蚕来做门楣标志，可见华兴农业公司对他们的事业是多么的热爱，并引以为豪。据记载，在1926年到1936年这十年间，华兴村每年春秋两季就收种蚕纸3万张，销售到全国各地。每年约收到蚕茧7500担，兴盛一时。

　　除了经营蚕桑项目外，还有华侨负责养蜂场，每年收纯蜜几十担，另外还有人修办了养鸡场，还有人拦河养珍珠河蚌，也都非常发达，获利可观。

　　汪精卫曾资助过华兴村

　　由于收入丰厚，公司的一些股东还纷纷到南京城里购买地皮营造商业大楼出租，比如在游府西街、丹凤街、尖角营、湖南路、中央路、山西路等地，还在丹凤街、新街口、杨公井、大石桥等地分别开设有“李培钟表店”、“太平洋蓄电池厂”、“羊城酒家”等等。股东李乾享、李荣衍等人还在上海虹口合营“保和堂中药店”，该药店兼办接待海外华侨回国事务。

　　华兴农业公司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吸引了政府名要前来参观视察。比如当时南京有两任市长刘纪文、马超俊曾来此视察，称赞过“华侨乃革命之母”的孙中山之子孙科也曾来此视察。

　　周起源告诉记者，其实在民国时期，汪精卫也来过华兴村。但因为这个人物的特殊性，在采写资料时他一直都没有把这件事写进来。这件事是当时一个叫李炳常的侨眷告诉他的，李炳常的父亲就是在上海虹口开“保和堂中药店”的李荣衍，李炳常如今已经不在了。听李炳常说，汪精卫虽曾卖国求荣，但在这之前他也曾为发展经济做过一定贡献，比如他曾让政府出资资助过华兴农业公司的建设，无论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但无形中对华兴村的经济建设还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华兴村的繁荣未能一直持续下去。日本人的枪声搅碎了华侨们实业救国的美梦。

　　1937年，华兴村的繁盛被拦腰斩断

　　1937年的那个夏天，在华兴村侨民的记忆里，到处是离情别苦。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国民政府的军队正在试图阻挡日本人的进攻，然而，战败的噩耗陆续传

　　来。国民政府到底能不能靠得住？是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还是先走为安？侨民们犹豫着，最终，一部分人决定还是留一段时间看看，而更多的侨民选择了远离乱局，一半以上的人都回到了国外。

　　转眼就到了初冬，留守的人们看到了蓝天白云下的日本飞机。混乱的局势中，离国无望，华兴村的居民们开始了“跑反”。他们拖家携口跑到江北、安徽一带。华兴村60多户，只剩下7户弱病残老。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华兴村不能幸免。日军在村中无恶不作。六七百亩的桑树林被砍伐精光，蚕种大楼、蚕舍及华兴小学的房屋也被拆毁。后来日军在村中驻扎了一个警卫中队，强占华兴公司办公大楼，作为掠夺附近凤凰山铁矿的基地；又强占村中六十多家侨眷住房，用以安顿日本职工及其家属。日寇还在华兴村设岗布哨，对进出村民严加盘查、监视。侨眷马仁存一次出村未向日寇脱帽敬礼，被日寇辱骂、拳打脚踢；还有一位侨眷外出挖野菜回来迟了，被日寇打得鼻青脸肿，造成单目失明。

　　华兴村损失惨重，华兴公司也名存实亡。

　　抗战爆发后，华兴村的爱国志士也走上了抗日的道路。最典型的就是侨眷李炳常，他在抗战初期经香港到新加坡，参加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1年春，他响应陈先生号召，从缅甸回国，参加该总会组织的“归侨运输先锋队”，担任司机，在滇缅铁路上日夜运送抗日军火物资。

　　不明情况的村民们扒了华兴村的蚕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华兴村的部分居民陆续返回。再次回到华兴村，他们面对的是支离破碎的家园：桑田被毁，家园破败，最让他们痛彻心扉的是，蚕房已经彻底消失了。是可恶的日本人，扒了他们的蚕房？

　　“根据我父亲他们的回忆，其实蚕房是被附近的村民们扒掉的。”侨眷的后代黄卓宁却这样说。无缘无故，村民们为何作出如此举动呢？

　　原来，华兴村侨民“跑反”后杳无音信，村民们以为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不知哪家哪人带个头，就把蚕房给拆了。之所以拆蚕房，是因为华侨村的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来自于国外，而同时期乡邻的屋子还都是茅草屋居多。拆了蚕房后，村民就拿着拆下来的青砖石瓦去加固自家的房子了。

　　华兴村的命运因为日本人的入侵出现了转折，这种转折不仅仅表现在无法再继续大规模地从事桑蚕养殖，关键在于，华兴村的居民们离开的多，回来的少，人丁越发稀少。

　　蚕房没了，生活却还得继续，侨民们想法再谋出路。

　　抗战胜利后，归来的侨民弃蚕从耕

　　归来的侨民们在时任华兴公司总经理李晋卿的带领下，振作精神，重新面对改变后的生活。“利民商号”恢复经营，并开设“华兴粮行”及百货店，被毁的桑田土地由股东侨属耕种。不仅如此，他们对后代的教育也抓得非常紧。

　　华兴村自建村以来，就设立了华兴小学，位置就在华兴村里，供华侨子女读书。先后出任校长的翟家义、倪则耕、颜泽英，均为有名望有作为的人士，比如倪则耕，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安徽省工业厅厅长、安徽省副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之前，华兴小学的毕业生多数到南京城里读中学，然后入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学校深造。可是，日本侵华以后，华兴小学被毁。现在，人回来了，学校却没有了，怎么办？

　　此时，板桥镇一位中央大学毕业生，利用村中未回侨属空房，开办一所私立“三山中学”。不仅华侨子女在此读书，其他板桥村民的孩子也可以就近上学。

　　家住板桥镇孙家村、91岁的孙金花老太太如今还记得那时的情景，“当时，我家儿子刚12岁，还没上过小学，一听说华兴村有个学校，赶紧就去报名了，人家就收了。”此时的华兴村，早已不是世外桃源，那道围墙成了摆设，低吠的狼犬早已没了踪影。华兴村后人和同龄的村民孩子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就在侨民们完全融入板桥村民的时候，好景不长，解放战争又开始了，华兴村的许多侨民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而在随后的大跃进、公社化运动及“文革”期间，华兴村经历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2007年底，为了配合板桥新城绿洲东路北延工程建设，华兴村开始拆迁。轰隆隆的推土机铲平了侨民们曾经的家园，如今只剩原华兴农业公司的办公大楼孤独地矗立在路旁。放眼望去，不远处的古雄新居，即将成为华兴村村民新的聚集地。而据附近的村民讲，他们听说，公路建好后，剩余的空地可能会被用来开发高档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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