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距华兴村建村近九十年，还有多少侨民的后代仍然坚守在先人们开垦过的土地上？他们的近况又如何呢？华兴村没有了，他们的群居生活也将彻底被改变，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些变化呢？
客居南京，他与弟弟妹妹远隔千里
记者找到了华兴侨联小组组长曾永田，他告诉记者，目前，华兴村有归侨、侨眷、侨属30多家，分居、出嫁子女近40户，共有村民200余人。在他的陪同下，记者寻访到了目前华兴村里唯一的老华侨关易申。
85岁的关易申目前暂居在板桥镇宁谷路上的老居委会里。老人的身体不错，讲一口广东味的南京话。
关易申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和两个弟弟居住在广东，另一个弟弟是商人，奔波于香港和马来西亚，居住在泰国。分居在异国他乡的兄妹靠电话联系，告知彼此近况。1995年，兄妹四人在广东见了一面，至今14年，他们再无见面，“虽然很想念对方，但也没办法，见一次太难了。”现在，关易申要通过在广东的弟弟传话，才能知道泰国的弟弟情况。
这位1925年生于马来西亚，7岁回广东开平，1946年来到华兴村的老华侨，对华兴村充满了感情。他告诉记者，刚来华兴村的时候，他的手中也握有公司股票，住在其中的一栋别墅里，后来，他和同样来自国外的华侨梁兰英结为伴侣，夫妻俩相濡以沫地走过近六十年的岁月。2007年圣诞前夕，信奉基督教的老伴因病离世。此后，他的日常生活由儿子和媳妇照料，女儿也不时地过来陪他说说话。
只因岳父是华侨，女婿被关进学习班
68岁的李松梅如今居住在南京路子铺，她的爷爷李雨洲，从加拿大归来，成为“华兴农业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70多岁的爷爷去世后，在广东台山出生的父亲李晋卿就担任了公司总经理。
解放后，土地改为国有，李晋卿又成为生产队记工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当了菜农。可是，文革来了后，由于他国民党员的身份，遭到了批斗。他很不服气，认为凭这个根本就不应该定他的罪。耿直的他仍然该做的做，该说的说，有一次，因为责备一名偷吃大队萝卜的妇女，得到了一个“乱说乱动”的罪名，招致斗争升级。到了最后，他被冠上“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监督劳动，他才发现，还是沉默的好。
晚年，他的身体非常不好，儿女们为他准备好了棺木，却被造反派以破四旧的名义拖走，又让他遭受打击。文革还未结束，63岁的他就辞世了。
作为他的女儿，李松梅也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我18岁入团，1981年入党，都挺曲折的，但是我不气馁，我始终相信，只要比所有人做得更突出，我就一定能入团入党。”尽管政审的时候，有人有异议，但她在工作时突出的表现，总是让她如愿以偿。
上世纪60年代初，板桥镇有个小火车站，火车在这儿只停8分钟。她就在这儿卖玉米，许多人知道她是华侨的后代，对她指手画脚。但也就在这儿，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一名在铁路系统工作的叫李宜倩的小伙子爱上了她，抵挡住来自家庭的压力，与她共结连理。但很快，李宜倩就因为岳父的关系受到牵连，被关到铁路系统的“清队”学习班，当时李松梅正值临产。生孩子的时候，她一个人蹒跚到了医院，还被误以为是来生私生子的。当李宜倩从学习班出来的时候，儿子已经满地爬了。
政府给侨胞落实政策后，刘松梅当上了镇上的人民代表，也与在海外的亲人恢复了联系。
曾因华侨后代的身份，没能当上兵
64岁的曾永田是华兴侨联小组组长。他的爷爷曾康源三十多岁的时候离开广东新会，去墨西哥求发展。奶奶一个人在广东老家带着三个孩子度日。爷爷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号召，在海外购买华兴公司股票一股，邮寄给奶奶。上世纪三十年代，奶奶同村里人一起，带着二子一女，辗转来到了板桥的华兴村。说好爷爷也要来和家人团聚的，可惜，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能实现夙愿。
曾永田的父亲曾国义是家中长子，他长大后学医，后来在鼓楼防疫站工作。1953年，曾永田7岁，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被父亲接到了南京，后来就读于琅琊路小学和十三中，1966年高中毕业。就在考大学的当口，文革开始了。作为家中的独子，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完全可以不用下乡，但由于种种原因，两年之后，曾永田办理了下乡手续，插队到了雨花台区，一直到1979年，才落实政策。
“在文革的时候，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在学校，连红卫兵都当不上。后来，离开学校，这种影响继续存在，我想当兵，一听说是华兴村的后代，对方头摇得就像拨浪鼓，只好眼巴巴地瞅着身体、学习条件不如自己的人去当兵了。”想到以前，曾永田还有点郁闷。
“我还有个堂叔，现在在澳门，也是因为特殊年月的关系，到现在也无法联系上。”好在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作为华兴侨联小组的组长，曾永田如一座桥梁，为侨民后代服务。
停止通信十几年，和亲人断了联系
54岁的黄卓宁如今是板桥砖瓦四厂副厂长，说到自己的先人他满怀崇敬之心。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最早在营建华兴村时，黄卓宁曾在古巴谋生的爷爷就过来了。随后父亲黄信洪前往古巴，接替爷爷的工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父亲也来到了华兴村，不久，便成为华兴公司最后一任经理。
在童年的记忆里，他家的经济条件不错，家里还有一栋二层楼的门面房在南京市内中山东路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父亲被喊去村委会谈话，并不准回家，家里人接到通知，只能去送饭，不许交流。后来黄卓宁才知道，整个华兴村里的侨民都被喊去谈话了。文革来了。在中山东路的房子也成为父亲的罪名之一，因为，父亲将它租出去赚钱了，这就成了他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其实，那房子是爷爷留给我的，之前也有过特别困难的时候，爷爷和爸爸都坚持没卖，咬着牙挺了过来。”但是，这栋房子最终还是被强迫卖掉了，时间是1981年，170多平方米只卖了一万元。
最让他难过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与国外亲人通信，十几年后，双方竟完全断了联系，根本无从寻找。而且，家里许多的老资料，都被毁了，现在只留下一本父亲当年的护照，泛黄卷曲的纸张诉说着曾经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