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16岁的方治乾离开课堂半个月后，重新坐在了河南省信阳市罗山高中高二（1）班的教室里。

　　其间，他第一次用上数码相机，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参加高规格的会议，第一次与多国青年交谈……

　　方治乾是一名农村留守少年，有幸成为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青少年八国峰会（简称“J8峰会”）的4名中国学生之一。

　　J8峰会被称为“未来领导人的高峰会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05年发起。它与G8峰会（即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时举行，探讨相似的话题，并选出代表与G8峰会的国家首脑见面，表达他们的心声。

　　那么，方治乾是如何被选中？在J8峰会上做了什么？作为留守少年，他与父母又有着怎样的异样生活？

　　信阳甄选

　　善于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

　　今年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罗山高中接到上级通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以下简称“儿基会”）等机构要来挑选学生参加J8峰会。联合国对儿童的界定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要求年龄14~17岁、农村孩子、父母一方在外面打工、外表阳光、英语成绩相对较好。”罗山高中副校长孙文平说。

　　先是每名班主任推荐一名优秀学生。然后，孙文平把20多名学生叫到办公室，提出J8峰会相关问题，依回答情况淘汰了一半。接着，校长从中选出了5名学生。3天后，儿基会的合作伙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活动部主任楚锐一行来到罗山。

　　选拔方让5名学生坐在一起谈特长、谈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还让唱歌。方治乾不会唱流行歌，他站起来唱的是一首儿歌。对于金融危机给儿童权利带来的影响，他先从“爸妈的活儿没以前多了，收入下降了”说起。选拔方最终认为，方治乾比其他优秀学生更“善于用儿童的眼光看问题”。两天后，方治乾在孙文平的陪护下，前往北京到儿基会面试，结果顺利通过。

　　为什么要到信阳、要在罗山高中选这个农村学生代表呢？据中国代表团领队、儿基会新闻官刘莉介绍，中国代表团要考虑城市与农村、男与女之间的平衡。孙文平认为，信阳是劳务输出大省的知名劳务输出大市，信阳的鸡公山又是该出版社的定点活动基地。罗山县距信阳市区最近，留守少年多。因此，他们到信阳罗山高中选拔。

　　罗马首日

　　饮食成为异国的第一次考验

　　6月28日，方治乾由班主任王世海陪同到了北京。

　　中国代表团由北京四中初二学生李梦圆（女）、北京二中高二学生梁晓天、贵州凯里侗族高一学生张颖（女）和方治乾4名青少年组成。7月3日，他们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罗马的飞机。10个多小时后，J8峰会志愿者挥舞着小旗在罗马机场出口迎接了他们。

　　J8峰会的驻地是罗马的一所高等消防学院。当晚，14国代表团的54名代表被打散安排了宿舍，方治乾和一名德国代表、一名意大利代表住在一起。方治乾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所谓晚餐，其实是两块夹有奶酪和火腿的面包，又凉又硬，这算是我在罗马经历的第一次考验吧。”

　　7月4日，J8峰会代表们一起来到罗马斗兽场，参加了“首脑，请听我说”活动。各国青少年代表将建议写在纸上，投入一个巨大的纸耳朵模型后做出呼喊的姿态，希望G8峰会的各国首脑听取儿童的心声。

　　7月5日，会议正式开始。每天上午9点开始分组讨论，一直进行到下午1点，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午饭时间一个小时，然后接着分组讨论，并向与会者做陈述。每个小组都分别由来自14个国家的一名代表组成，而且小组成员不固定。

　　他们讨论的议题与100公里外意大利拉奎拉同期举行的G8峰会类似：儿童权利与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非洲的发展3大议题，后来又通过代表们投票增加了教育议题。

　　学习妥协

　　议题虽笼统，但投了支持票

　　方治乾是文化和环保组成员，该组负责安排文化之夜活动以及呼吁环保。针对本届的浪费现象，他建议，下一届J8峰会不要再用一次性纸杯、不要用一次性盘子盛沙拉、纸张两面写。这些环保措施并不新鲜，但是他认为再提出并不多余。

　　在讨论“儿童权利与国际金融危机”时，许多代表侧重讨论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而他认为应该着重谈“儿童权利”。他说：“我们代表儿童，应该对此多些讨论，而不是去谈过于专业的应对金融危机。”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最后的《罗马宣言》仍用大段文字叙述如何解决金融危机。不过，他庆幸“也有一定篇幅谈了儿童权利”。

　　除了设定议题，代表团可以再提一个议题。在J8峰会上，14国的代表团分别递交了议题，并向各方游说。中国代表团提的是“心理教育”。南非代表团不同意只讨论心理教育，因为在他们国家能不能接受教育都是个问题。方治乾说：“‘教育’显然太笼统了，我希望谈‘心理教育’，但南非代表团说得也有道理，就投了赞同票。”

　　刘莉说：“方治乾在全球性严肃话题的讨论中从未落伍，他很善于结合身边事例阐述观点。”

　　农村孩子

　　他既节俭又朴实有爱心

　　7月13日，方治乾在J8峰会闭幕后回国，次日回到信阳。他说：“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比，我没有他们见得多，英语水平不如他们，他们也比我开朗一些。”

　　方治乾面对记者时很拘束。孙文平说：“这个孩子在同龄人中很活跃，为了做调查他可以到每个班去演讲。但是，他和成年人沟通时放不开。”

　　王世海说：“他的英语很棒，学习成绩在全县排前5名。但是，他把全部身心扑在学习上，谈不上有什么特长，在这方面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差距很大。”

　　不过，方治乾有农村孩子特有的节俭、朴实。出国前一天，他去逛街买衣服，装400元钱的包被人抢走。他在电话里跟妈妈说不买衣服了，“干脆不去算了”。次日上午，妈妈谢奎娥从打工地赶回家带他买衣服。他不愿意买，说“我又不是去搞时装表演”。谢奎娥开导他说：“本来外国人就觉得中国人穷，你穿旧衣服，影响中国形象。”

　　于是，方治乾买了一套衣服，包括短袖衬衣、裤子和凉鞋，但加起来还不到60元。

　　在北京，王世海老师塞给他700元，最后方治乾只接了400元。他没有兑换成欧元，十几天这笔钱仍一分不少。

　　儿基会给代表团每名成员发了100欧元。方治乾花20欧元买了一本英文原著，又退回50欧元左右捐给拉奎拉的地震灾区。

　　出国前，罗山县常务副县长周哲送他一台数码相机，他不伸手接也不表示感谢。孙文平很生气，后来方治乾告诉他“嫌太贵重不想要”。

　　7月16日，方治乾当着记者的面又向孙文平提出：“我想把相机还给周县长，这礼物太贵重了。”孙文平说：“这不仅是周县长给你的礼物，还是政府给你的奖励。你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就是最好的回馈。”

　　打工母亲

　　再艰苦一年，一家人过团圆年

　　方治乾生于1993年6月4日，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他3岁那年，父母开始到沿海打工，很少回家。方治乾偶尔在假期才能见他们一面。十几年来，一家人从没有过个团圆年。如今，父母仍在浙江省桐乡市打工。方治乾和哥哥都是罗山高中高二学生。

　　12岁那年暑假，上初中的方治乾去浙江，总是无意识地对着妈喊：“奶！”然后又赶紧补上一句：“不是奶，是妈。”

　　去年，谢奎娥听到工友说“你没有带过孩子，不知道有多苦”，心里很难受。她给方治乾打电话说：“是我自己没本事，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弄得母子关系像亲戚朋友一样……你要理解。”方治乾说：“我知道，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是你一直在后面默默支持我们。只不过，我们沟通得少一些。”

　　方治乾从国外回来后，希望妈妈不要再走。但是，妈妈仍然犹豫不决。据谢奎娥介绍，平时两个学生每年花费1.6万元，下一学年上高三，两人估计要花2万元。她不上班，家庭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最后，谢奎娥决定：“再艰苦一年，一家人就过个团圆年。”

　　方治乾去国外开会，成了小名人。谢奎娥说：“方治乾代表中国出去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什么大事。在我眼里，这对他学习一点儿帮助都没有。”她担心这件事把儿子的学习落下来，毕竟“咱们是要考试的”。据《东方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