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农民彭加银从来没上过学，他攒了3000多元钱上驾校学驾驶，因考驾照时无法阅读试卷，不能通过交通规则考试。这个农民很后悔：早晓得这样，小时候怎么也要进学堂认字。

　　这是《重庆晚报》日前报道的一则新闻。这个新闻能使人知道教育是多么重要，但我考虑的问题比这要多一些。

　　这个新闻，说明了社会生活存在着门槛，接受教育已经成为正常生活的基本前提。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也对一些社会规则的“隐含前提”提出了问题。

　　例如获得驾照并无明确的学历规定，但交规考试作为一个必备程序，隐含着驾照申请者必须具备阅读能力的条件。我不知道从合格驾驶的角度来说，阅读能力是否是必需的，如果它是必需的，一个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显然无法做到安全驾驶，文盲自然不可以获得驾照；但如果合格驾驶与阅读能力是无关的，那么对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驾照核发部门就有必要考虑怎样使他们通过交通规则考试。

　　我估计，阅读能力与合格驾驶之间的关系，可能从来就没有人考虑过，因此一个隐含的门槛，使得未受过教育的人被“顺理成章”地隔离在某种生活状态之外。这是社会规则中未被觉察的空档。

　　还有一个问题，是文盲是否可以向政府要求赔偿。彭加银今年25岁，那么他出生于1984年。《义务教育法》1986年已经通过并当年施行，彭加银的入学年龄应是1991年，但他一天也没有上过学。这是因为贫穷，彭加银说，“认不到字，真的好恼火，以后，砸锅卖铁也要让我娃儿上学！”因为贫穷，而无法接受义务教育，这曾经是并非个别的现象。

　　义务教育应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因此，彭加银未能上学以至今天无法获得驾照，不仅应有个人的后悔，是否能够由此向当地政府提出索赔，我看也是可以讨论的。他承受的也是当地政府地方未能“创造条件，使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后果，哪怕是他的父亲未能送他入学，当地政府有未尽到“批评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送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入学”的责任。在有了《义务教育法》之后，一个公民因文盲而遭受各种社会排斥，他是不是可以因政府未能对他履行教育义务而拥有“文化索赔权”呢？

　　一农民因不识字而未获驾照，这是一个并不起眼的社会新闻，你可能一笑而过，也可能同情其遭遇，还可能作教育重要性的证据，但我想，社会规则中隐蔽性的限制性条件，以及政府应否为其行为所造成的长期性损害负责，都是重大的问题。

　　（作者系著名杂文家，《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