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季羡林力辞“国学大师”头衔时如实说。的确，术业有专攻。面对知识的海洋，任何人都不能通吃。季羡林是谦虚，也是实话。但季羡林完全可以不这么说，也不这么做。既然很多在所属领域略有成就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扮演成多面手，走穴圈钱，季羡林为何不能“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当很多人对大师、泰斗等称号垂涎已久、觊觎已久，面对大师称号半推半就之时，季羡林随波逐流有何不可？但现实中，季羡林力辞头衔，安于书斋。这是一个文化老人的可贵之处。

　　当年，钱钟书因《围城》而声名大噪，如果按照现在一些作家的“市场意识”，钱老一定会乘风破浪搞个《围城2》、《围城3》来，但现实中，钱钟书转身把精力移到对古代中国和传统诗话的研究上来，故而有《谈艺录》、《管锥编》等这样的不朽之作。

　　无论是钱钟书，还是季羡林，可以说，这些文化老人的人品、学品为当世学人之楷模。但现实中，这样的人品、学品在专家学者身上渐行渐远。随着文化老人们的仙逝，当这些榜样不在时，又靠什么挽救日益变味的人品、学品？我们之所以强调这批文化老人的榜样，是在于，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罢，要强起来，不仅要强在经济、军事、科技上，更要强在文化、思想、制度上。环视全球，凡是强大的国家和民族，无不是文化、制度受尊敬的、被模仿的。而这些实力的培养，就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多少优秀的学人。

　　假如我们的学人都忙于学识变现，忙于走穴圈钱，不安于书斋，耐不住寂寞，那么，我们将不过是一个炮制伪学者、伪大师的学术和文化，这样的学术和文化谈何强大？那些还在学术圈、文化圈的学者们，那些正在公共讲台上指点公众迷津的学人们，真的需要向这些文化老人看齐。（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