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出版的《半月谈》告诉了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安徽省亳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长白玉岭办理的近万人的案子中，无一被转为刑事案件，都是交罚款就放人。

　　毫无疑问，白玉岭创造了一个歇斯底里的受贿纪录，在他眼里，权钱交易是唯一的原则。但“受贿放万人”的背后，并不是白玉岭一个人的疯狂，“没有例外”的腐败，必然有一个深层的发生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又是什么？

　　《半月谈》的记者调查得知，白玉岭之所以作恶多年，背后的原因是当地警方管理混乱，监管缺位。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允许特警支队越权专注于查赌、扫黄，并以罚没款项充当经费，其背后的原因，则是“特警支队没有办公经费，市公安局就将治安处罚权交给他们”。

　　特警支队没有办公经费、被授权查赌扫黄，这当然是白玉岭得以上下其手的重要原因，但显然还不是根本的原因。白玉岭能够创造“受贿放万人”的丑恶纪录，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并由此产生的执法者手中巨大的权力弹性——罚款到位就能放人，不然的话就办你，办到你交足钱为止。

　　这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少数基层警方，罚款成了最常用的执法手段，尤其是在赌博、涉黄等案件中，罚款更是警方最乐于使用的执法手段，“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盛行不衰。这里面固然有“经费不足甚至没有经费”的考虑，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些执法者现实的利益考虑——弹性巨大的罚款权，意味着无处不在的寻租空间。“执法等于罚款”，就是人们给这种怪现象作出的精辟概括。

　　白玉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了人们，“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其权力寻租是如此的容易。据说亳州警方已经从“受贿放万人”案中吸取教训，重新明确了各支队职能：特警不再查处赌博、嫖娼等案件。这样的调整当然是必需的，但疑问还在：不再专注于查赌、扫黄的特警支队，他们的办公经费从哪里来？如果现在可以保证这些经费，为什么当初要给予特警支队治安处罚权？

　　更深层的问题是，只要“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仍然存在，怎么能确保接手查赌、扫黄的其他支队的某些领导不再陷入权力寻租的泥潭？

　　权力是危险的，能够轻易和金钱挂钩的权力，更是一种灾难，白玉岭“受贿放万人”的丑恶纪录，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在想，如果一些基层警方不以白玉岭案反思盛行已久的“以罚代管”执法思维，如果不能在制度上让执法权远离寻租诱惑，那么，“受贿放万人”，肯定不会是白玉岭的个人专利。

　　（本报评论员 赵勇）

　　■相关评论

　　原来“小学生卖淫案”

　　也是奖金刺激出来的

　　“当天的抓嫖系联防队员受经济利益驱动（每抓一个有一定奖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网上发帖披露昆明“小学生卖淫案”的细节。（7月9日《新快报》）

　　伍皓让我们见识了他与众不同的作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及时通过网络与网民互动。尽管有网友认为，伍皓本质上“是为云南警方辩护”，但毕竟，这种有点意外的回应，比原来的“鸵鸟政策”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进步。伍皓的爆料更大的价值在于揭示执法潜规则——联防队员为奖励而上街抓嫖。这其实是一些基层警方“以罚代管”执法思维的产物。可以说，这一执法思维不除，类似“小学生卖淫案”这样的“事故”，还会不断出现。（吴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