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代市长王荣表示，“农民工”的概念已发生变化，深圳“农民工”这个概念将会消失，“农民工”的第二代现已成年，他们在就业时会选择留在深圳。（7月6日《广州日报》）

　　单纯从字面理解王荣的“农民工消失说”，似乎不无道理。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所谓的农民工消失，只是称呼层面上的消失，这与实际性的消失，绝不可相提并论。

　　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数字显示，深圳的人口已超1400万，其中深圳户籍人口200万，外来人口超过1200万。显然，这些洋洋千万计的外来人口，显然难以拥有和户籍人口一样的福利待遇。除了应有的市民待遇不能拥有，其他诸多好处也难以企及。我手边正好有个范例，颇为耐人寻味。日前有媒体报道，深圳户籍居民可办理一年多次往返香港个人旅游签注，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表示，欢迎超过200万深圳人来港。看清楚了，可办理一年多次往返香港个人旅游签注的，并非所有的深圳人，而只是拥有深圳户籍的200万人。

　　显然，如果农民工没有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依然边缘化生存，依然在城市里从事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却无法有最基本的保障，即便农民工概念消失，亦不足喜。不仅不足喜，由于概念的消失，他们就失去了标签化生存，即缺少人们关注，这绝非好事。

　　如果不消除权利贫困，“农民工”便不可能消失。著名学者陆学艺认为，受城乡二元制影响，农民工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许多农民工饱受证卡收费、克扣欠薪、伤病无保障之困。

　　可以断言，如果农民工的权利困境依然存在，即便“农民工”这一概念消失了，他们依然会焦虑、困惑。要实现农民工从概念到实际的消失，绝不能认为只要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留在城市，就万事大吉了，关键是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市民待遇，到那个时候，“农民工”的称号，领导不宣布取消，也不会再有人想起了。（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