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贪污尚能为民”的宽容解读下，穆新成凸显的江湖规则，无疑有二：

　　其一，口碑定案、捐款减刑在中国的法律实施体系下，在一些地方几成惯例。所谓社会效果的考量，使民愤常常在定罪轻重缓急程度上，成为必要的考虑前提。花钱买刑期也常常能在以“追求最大程度公平”的路径下，得以实施与认同。这，或将从另一侧面显现了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使诸如穆新成之流的“侠贪”，有了可以钻营的法律漏洞，这反证了法律的藩篱没有编牢，它带来的社会效果，则是公众对官场清明廉洁的期待值被迫降低，社会被迫长久以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使貌似政通人和的社会气象弥漫了浓重的酱缸气息，使依法治国的步履越发举步维艰。

　　其二，在贪官屡见不鲜的语境下，比起只管满足自己贪欲的胃口、不顾百姓死活独吞巨利的贪官，穆新成的“劫富济贫”的伪善外衣，当然会成为民众的次优选择。这使我想起了两则黑色幽默似的例子，一是古代传说：一贪官离任，举县百姓挽留，问其缘由，百姓答，他贪虽贪，但多年下来已喂得较饱了，若离任后再调一新官来，必然搜刮民财的力度更猛，故坚留之。这便是百姓层面抗腐无力的次优选择；另一是近年来的真事，上世纪80年代，海南雷宇主政，全岛走私汽车，一时间岛上百姓获利甚巨，这种以牺牲国家税收利益来为一地“造福”之举，换来一方百姓盛赞的同时，却以破坏改革大局的结局下课，其至今仍为海南人叹惜的社会反响，与目前这个穆新成乐善好施获力挺，何其相似。

　　如此江湖规则盛行的背后，必然是法制观念萎缩与被漠视。这无疑也是穆新成得以长期潜伏而不露马脚的护身铠甲。贪腐有术以至博得侠名，若只限于群众的一些口碑效应，倒也罢了，令人忧心的是，这种口碑效应，常常不仅作用于民间，而且会以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冲击法律坚盾，在具体量刑惩治时混淆了视听，模糊了界限，成为漂白贪官罪恶、冲销惩治力度的另一种江湖规则，穆新成这样的榜样，是绝不能要的。（杨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