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到保安之女遭轮奸的报道。轮奸之外，施害者还有其他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摧残，读其文字，无法不让人愤怒。次日，在南都上又看到报道的后续：“昨日，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作出批示……并要求相关部门严惩歹徒。”该报道的大标题是“刘志庚：感动、震怒、难过”。这不奇怪，市委书记也是人，在已经失心疯的邪恶面前，人的反应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且看那些跟帖）。同样不奇怪的是刘的批示，这样的批示为我素所常见，相应常见的是民间亦常为此叫好（同样可见跟帖）。

　　民意汹涌，已无需我多言，我要旁白的是，刘既为该市权力之首脑，在这一即将走向刑事诉讼的案件之前，我以为，不批示比批示对法律来说更好。

　　面对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刑案，法律自然会启动它的程序。在法律作为的时候，需要的是法律之外的权力不作为。毕竟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而且是很专业的权力。它在运作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保持来自专业自身的独立性：既不为民意所动，更不为权力所动（除它之外的）。尤其是法律之外的权力，法律不是它的专业，它很难作出专业理性的判断。比如现在报道的标题是“感动、震怒、难过”，是的，作为一个人的自然感情，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感情因为出自权力者，一旦带入法律运作，显然就会和法律理性格格不入。这正像众多感动、震怒和难过的网民，他们用跟帖的方式“批示”严惩：凌迟！凌迟！凌迟！请问，法律能根据这样的“批示”工作吗？

　　此刻，当权力与民意达成一种同质性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按法律办，不是按权力意志办，一如亦非按网络民意办。文明社会就是一个分工社会，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是全能的。因此，正如职业分工是必然的，权力分工当然也是必然的。所谓“术业有专攻”，行政既然没有专攻法律，它的权力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法律就不是权力，而是权力的工具。假如我们不可设想一个法官去干预行政首长的事务；那么，我们又何以能接受一个行政首长干预法官事务呢。分工如果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文明之道，那么，权力的分工，更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之道。

　　行政批示，法院执行，请问法院执行的是谁的意志。批示本身就是一种告示：行政权在法权之上，法律意志服从行政意志。多年以来，我们不时听到来自行政批示的“严打”和“严惩”，岂料这一套行政语言而非法律语言和宪法相抵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四个字，是宪法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权力如果依法，就不可以对法律发号任何施令，哪怕它是正确的。就此案言，它的正确在于该批示高度体现了民意，故民意为之鼓舞。可是民意也须有所考虑，权力意志和民意并不吻合、甚至相反的情况，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可能随时出现。届时，法律如果没有自己的意志而只能服从权力的意志，请问，社会公正何由体现？

　　法治社会，找不到任何一级行政长官对任何一种案件进行批示的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是为政之常识：法未授权皆不许。既然“依法治国”是宪法对权力提出的要求，那么，权力者理当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它和权力的本性冲突。惟因如此，这才是对官员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其实是基本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这要求甚至是要求官员面对具体案件时，克制自己善的冲动。当年“筹安六君子”的杨度虽为洪宪效力，但他还是很懂得“权不逾宪”的治国要义：“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针对此案，我不妨把其中的“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缩改为“权不逾法而为善”，并以此请权力者自律。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