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跳崖身亡，举世震惊。

　　卢武铉的自杀主要缘于针对他及其家人的反腐败调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能有争议的是，他的自杀是缘于羞耻感，还是为了保家人，抑或是为了逃避惩罚？研究表明，80%的人自杀是有目的的，如减轻他人负担、解脱痛苦、逃避责任等。但我认为，卢武铉的自杀与儒家传统的耻感文化直接相关，他的自杀，只是为了解脱羞耻感给他带来的精神痛苦。

　　从客观事实上，卢武铉是迄今为止韩国涉嫌受贿额最小的总统，所涉金额不过600万美元，而且并非其个人经手，甚至有可能其本人并不知情。即使受到审判，也可以和其前任全斗焕和卢泰愚一样得到特赦。至于自杀为减轻他人负担，也明显不可能。因为今年4月初，卢武铉就已经承认其妻子于2007年收受企业家朴渊次的100万美元。卢武铉的侄女婿也承认从朴渊次处收受500万美元。卢武铉的自杀有助于解脱自己，但无助于解脱家人。

　　从卢武铉简短的遗书来看，是沉重的羞耻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受惠于很多人，却让很多人因我而受难，往后将还有承受不完的痛苦……不要道歉，也不要埋怨谁……这是酝酿了很久的想法。”这是实情，出身贫寒的卢武铉，一直以“清洁政治”为己任，并且因此一度成为高尚价值的象征。受贿事件不仅使其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牵累了很多家人。

　　亚洲传统的儒家文化，较少从民主监督与制约的角度驯服权力，而更多强调的是德治，强调“内圣外王”的道德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和羞耻感，则是这种追求的精神支柱。这种追求的极致，就是对荣誉的追求高于生命本身。其实，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对荣誉和社会尊重的需求，可谓与生俱来，并非儒家文化圈内的独有价值。人之终其一生，或蝇营狗苟，或忙忙碌碌，或优哉游哉，除了追求自由，其他的无非权力、财富、名誉等。但权力和财富不可能自始至终伴随一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人得到权力和财富以后，未必能收获幸福和成功的感觉，社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往往才是人的最高价值和最高层次的幸福。

　　但这种对荣誉和社会承认的追求，不一定能够内化成耻感文化。耻感文化得以实现并发扬光大的前提，是政治的公开化。政治越透明，公开化程度越高，政治人物的道德感、羞耻感就越强。如果没有公开，没有舆论和社会负面评价的巨大压力，道德追求就有可能成为镜花水月。尤其在一个社会资源绝大部分被政府和垄断企业控制的环境中，保持清廉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没有及时的公开性，反倒是“外圣内盗”的可能性比较大。

　　耻感文化从来都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及时去发现和挖掘，并用它来为社会进步服务。那种坏事败露后身败名裂和人生幻灭的痛苦，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今年2月，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洪昭光到广州演讲时指出：病由心生，心理压力是百病之源，76％的疾病是情绪性疾病。他列举了贪官命短的例子：“腐败的官员都活不长！”这话曾引起广泛争议，但最早得出“贪官命短”结论的是巴西医生马丁斯，2004年，杭州医生葛炜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结论。虽然医生们选取的样本均为败露的官员，但这已经足以警醒那些“后来者”：政治公开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遏止，“耻感文化”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可能会与法律一样重。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