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那段黑暗的日子，对南京城的黎民百姓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又是一段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

　　物价暴涨、政治腐败、空前混乱、民怨沸腾，南京城已是个“失控之城”，很多老百姓没钱没饭吃，有的上街要饭，有的敲着脸盆集体抢米店、抢烧饼店，就连鸭子店也一锅端了，直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这种局面才平息下来。快报记者 钟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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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价涨没涨 看烧饼大小

　　从1948年8月到解放前夕，物价飞涨，原本1元金圆券可买5升米，短短几个月，130元金圆券只能买到一粒米。

　　“物价跑疯，东西涨价的速度像风一样快！”75岁的徐国梁老人回忆解放前的物价，念起了当年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的歌谣：“薪水是个大活宝，想和物价来赛跑，物价只要涨一天，薪水半年赶不上……”

　　徐国梁祖籍山东，解放前“跑荒”，他和父母流落到了南京，扎根在五所村。为了谋生，父母盖了一间土房，经营起了一个烧饼店。他对物价的深刻印象，就是从父母每天早上做的烧饼上得来的。

　　“一块烧饼原来比巴掌大，最后就剩下掌心那么大了。”徐国梁比划着告诉记者，烧饼就是他衡量物价飞涨的一个“参照物”，“如果烧饼比前一天小了，就说明物价涨了。”

　　在徐国梁的记忆中，每次母亲一卖完烧饼，就直奔米粉店，抓紧买面粉，因为迟一步也许价格就涨上去了，等到第二天，第一天赚回来的金圆券有可能连本带利都买不到第一天用掉的面粉了。当时，米粉店流行打这样一个招牌：早晚市价不同，目下一言为定。

　　为了抵制通货，老百姓无奈之下开始拒用金圆券。在市场交换中，大家流行起“以物换物”，大米成了大家的“最爱”。他记得，有人拎大米去理发。

　　后来，一个烧饼店支撑不了一家人生活，他的父亲就去码头干苦力，父亲不要工资，干一天活要2斤大米，还说：“这个最实在”。

　　卖苦力的人日子不好过，工薪阶层也困难，徐国梁说当时村里有一位大学老师，他是拿薪水的，但每个月总有几天，这家人要吃清水煮菜叶。大家都为柴、米、油、盐犯愁，民不聊生。

　　可以说，物价失控，是国民党军事上失败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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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里有根面 乞丐直尖叫

　　夕阳下，刘秀珍坐在轮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神色安详。老伴推着她，在汉中门市民广场上散步，构成了一道亮丽的夕阳景。

　　“解放那一年，我才8岁。”刘秀珍说，解放前的事，她大多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件事，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解放前，逃荒要饭的很多，满大街都是的。”

　　解放前，刘秀珍的父母在城南府西街马巷做裁缝。在她记忆中，这条巷子又长又窄，里面商铺林立。当时，今天的“老字号”刘长兴面馆就是在那条巷子起步的。当时，刘长兴面馆规模很小，只有两间门面，一间用于生产，另外一间用作堂食，里面摆了三四张八仙桌，生意特别好。“刘长兴家面条很有特色，师傅先把面条下开水锅煮一滚，去掉碱味，再挑起到清水里‘过汤’，然后放到另外一个锅里煮熟。”刘秀珍说，过面汤倒了也浪费，师傅们把过面汤用一口缸盛起来放在店门口，这成了逃荒的、要饭的“美味”。

　　“过面汤比白开水浓稠，又不要钱，每天都有很多‘叫花子’排队打汤喝。”刘秀珍说，很多要饭的就守在附近，有一次，有个小叫花子在碗里找到一根长面条，舍不得吃，挑起来冲着母亲直喊：“面！面！”

　　南京市档案馆提供的一份资料，证实解放前南京乞丐多达数万人，这些乞丐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职业性”的，他们不仅专门以乞讨为生，还分了很多流派，比较著名的就有莲花落派、大小开罐派、号筒哑铃挂碗派，还有会窝派。另外一种是难民性乞丐，他们因临时性困难流浪乞讨，主要是难民和失业无业人员等。第三种是老弱残废型乞丐，他们无家可归、无依无靠而长期流浪乞讨。

　　随着街上流浪讨饭的、露宿街头的人越来越多，当时《大公报》上开始连载著名作家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

　　三毛吃贴广告用的糨糊，睡在垃圾车里，冬天就以破麻袋披在身上御寒的遭遇，引起了广大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共鸣。“那个时候，很多父母流行起给孩子们取名叫大毛、二毛、三毛、小毛。”刘秀珍说，弟弟出生后，父母就给他取小名“狗毛”。

　　“三毛机灵，人又善良。”刘秀珍说，长大后她又看过电视剧三毛，她分析说，很多父母给孩子取名三毛，大概是希望子女们，在极度凄苦无依的困境中，能有坚强、乐观、善良的“三毛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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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脸盆上街 抢大米成风

　　“1948年9月至12月，南京失业无业人员达37万人。到解放前夕，铁路、工厂遭到破坏，大批裁员、遣散和解雇，很多公教人员和仆役也加入失业无业人员行列，加上涌入南京的难民、流亡学生和散兵游勇等，使失业无业人口增至50万左右……”从南京市档案馆提供的一份资料上，我们不难看出，解放前失业问题已成了南京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老百姓没饭吃，粮店老板还囤粮，大家就抢。”79岁老人张文韬亲眼目睹过那一惨状：很多饥饿难耐的老百姓敲着脸盆、簸箕，集体走上街头，先抢米店，后抢烧饼店，后来连鸭子店也一锅端了。

　　“国民党派宪兵、警员来镇压。”张文韬介绍，他在珠江路上亲眼看到过国民党宪兵开枪打死人的。老百姓更愤怒了，国民党迫于压力，改对天鸣枪，但这对饥饿的百姓而言毫无震慑作用，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国民党使出了“绝招”，开来消防车，用水龙头对人冲，由于水势凶猛，人都被冲“滚”了起来。

　　1948年，时任国民党粮食部视察的余仲篪做了一份《关于镇压南京市民抢购面粉》的调查，印证了张文韬老人的回忆。这份调查记载，“1948年的一天，有恒面粉厂派施志洪押国字61087号卡车一辆，运交邱永兴等9家特粉180袋，车至中华门外时，群众持钞票争购，不得已乃将粉车开至养虎巷警察所办理，群众也跟进了警所，由巡官王保国宣布有营业执照者准购特粉1袋。此时有52家有执照，60袋粉可勉强应付，警所外停立百余人多不愿离去，与武装警员争闹不休。待下午7时赶至夫子庙时，发现运交文德桥3号永和号、市府路29号之一新福记两家特粉40袋全被民众抢购，秩序大乱，押车宪兵于劝阻不听时对空鸣两枪，群众仍不理。此时，警察与卫戍部稽查所官兵赶至，当场拘捕抢粉者男女13人，夺回面粉35袋。”

　　1948年下半年，南京市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全部走上街头，抢米糊口。国民党粮食部档案1948年11月11日记载：“11月9日，南京市抢米风潮从石鼓路裕丰米厂被抢开端后，蔓延到了全市。除下关区外，抢米饥民二三百人或数十人一伙不等，见有米店即将店门冲开，一涌而入，强行取走。抢米人群中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各色俱全，宪警干涉亦未见效。幸今(11日)晨起，中区各店部分已有每升3元余之平价米出售，抢风稍煞。”

　　“下关区未抢米。中华门外大成一家4石。三牌楼泰和祥(详情未悉)，永盛祥500石，粹记l石余。珠江路丰余永100石，公大20石，复太祥80石。石鼓路裕丰1200余石。白下路高惠兴30石，益丰永40石，同丰10石。大行宫申复兴5石。太平路复大80石。明瓦廊杨聚和40石。国府路民生140石。洪武路森之40石，森泰10石。中山东路永盛祥未详。科巷庆丰90石，庆成10石，振兴35石，永泰50石。新街口聚丰30石。”这份档案还详细记载，1948年11月9至10日，有22家米店被抢，被抢米共计2505石。

　　抢米风潮甚至延续到解放当天。4月24日，《中央日报》上就刊载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全市一片抢风，市场已陷停顿》。文章上写，“各商店都没有开门做交易，汉中路及中央路一带，米店多数被抢……均被一般贫民抢空，所有逃离市民低价出售物资，大米一石，袁头二枚，绿牡丹面粉仅卖1元1袋。其他物资如香烟、棉纱、棉布等喊价极为低廉，均无人问津……”

　　除了对大米情有独钟，还有人抢金银首饰。翻开已经泛黄的报刊旧闻，有关抢劫案件遍地开花。“这种局面到了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逐渐平息了下来，所以老百姓都讲‘共产党就是有办法’。”张文韬说，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把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给解决了，物价稳定了，老百姓有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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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拉工程，贿赂“总统府”

　　“解放前，老百姓日子太苦，国民党太腐败！”张正明老人认为，国民党垮台有历史必然性。

　　张正明老家在江都，1944年10月，年仅14岁的他从江都乘一叶扁舟到镇江，接着爬了一列敞篷火车，颠簸了近2小时，辗转来到南京，慕名去珠江路莲花桥旁的“吕复兴油漆作”当学徒，这一干就是4年。回忆那段艰苦岁月，79岁高龄的老人感叹：“旧社会不是人过的日子！”

　　“徒弟徒弟，三年晦气，不是挨打，就是扫地。”张正明回忆学徒时，他每天凌晨4点就要起床，生火烧上两大锅稀饭。煮稀饭时米放多了一点，老板会教训他，米放少了，师傅们又怨他。夹在中间，他左右为难。那时，师傅们吃了他烧的稀饭，编了一条顺口溜：“一吹三层浪，一嗅九条沟，不是萝卜来打坝，一直淌到后湖洲。”

　　早晨吃稀饭，中午就吃“汤饭”。初一、十五“逢犒”，大家才能有肉吃。当时，师傅们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感叹吃肉难：“早盼晚盼，不容易盼到初一十五能吃肉，老板把肉切得纸薄纸薄，一阵大风把肉刮到北极阁，也没吃着。”

　　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却把大把的金银拱手送给国民党高官。张正明摇头苦笑，学徒4年，他还兼任给国民党高官“行贿”重任。

　　“吕复兴油漆作”相当于现在的装潢公司，常给国民政府的建筑做装潢，南京“总统府”门楼上的“总统府”三个字的牌匾就是由“吕复兴油漆作”做的。

　　他介绍，“吕复兴油漆作”老板为接下总统府的有关装潢工程，经常差他送钱递物。“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前后，我就不止一次给国民大会秘书总务科一名柴科长送钱。”张正明说，究竟送了多少？他从没敢拆开细数。一共送过多少次？他也记不得了。“反正每次投标前、中标后都送。”

　　“柴科长后来发大财了，在玄武门附近盖了3层楼的别墅。”张正明说，这幢别墅油漆门窗、墙壁，铺设地板、安装窗帘等工程都是他的老板做的，一分钱也没收。

　　此外，他还回忆解放前，他多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个姓徐的科长送过很多钱，“反正，每次我们老板一接到工程，就让我去送。”

　　“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科长姓杜，他这个人很廉洁。”回忆到这个杜科长时，张正明眯起了眼睛，娓娓道来。当时杜科长和很多老百姓一起住在玄武湖附近，有一次，老板想巴结这个杜科长，就让他扛一张小桌子给杜科长送去。不料，他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家，“哎呀，他家只有一间房子，还是土墙，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有毛竹搭的一张床……”

　　解放后，张正明听中央党部保洁员段师傅说，杜科长其实是一名地下党。在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很多人要冲进中央党部抢东西时，杜科长掏出手枪，维持了秩序，帮共产党顺利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