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在重庆綦江县，任开明的母亲和妹妹遇害，凶手举家潜逃。任开明踏遍全国近20个城市，四处搜寻凶手。24年后，他将收集到的录音证据刻成光盘交给警方，终于帮助警方擒获凶手。

　　（4月13日《重庆商报》）

　　当冤情只有靠老百姓自己以江湖方式解决的时候，这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我悲哀地想——假如任开明不曾用24年四处搜寻，凶手是否依旧会逍遥法外？假如他丧失了对法律的信仰，在抓到凶手后一刀结果了仇人，法律又会对他作出怎样的判决？如果追凶的责任要被害人家属来肩负，那么，人们又有什么必要继续养活那些不管事的警察？

　　当辽宁警察进京抓记者的时候，当河南警察跨省抓所谓“诽谤政府”人员的时候，你得承认，他们的效率是特别高的；同样，在稷山文案、彭水诗案等等案件中，当地警察也显得特别能战斗。所有这些，都与权力紧密相连。权力的手杖一旦挥向小民百姓，一些警察便能焕发出超常的战斗力。可为什么在这一案件中，当地警方显得如此无所作为？

　　任开明消耗了24年青春，最终以一人之力，将凶手绳之以法。一个草民百姓，干了众多警察该干而没有干的事情。面对任开明，不知他们会不会羞愧难当？（海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