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的起点。1925年8月8日，这对分别了4年多的年轻恋人相聚了，84岁时的邓颖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既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没有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是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了仪式，住在一起。

　　那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是特地从天津南下来和周恩来完婚的，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几十年过后的1954年，周恩来到广州休养工作，有一天路过当年他们工作和居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给因病未能同来的妻子写信:“这次没能同来广州，许多同志问到你，我也有时想到你……昨天车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30年了，不能不引起回忆。”

　　周恩来没有忘记他们的爱情之花盛开于革命之花遍开的广州，而邓颖超同样也难以忘怀孕育了他们爱情之花的土壤——1919年天津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过通信，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两个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俏红娘捎带老情书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表示祝贺。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你东我西继续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邓颖超还是时常给丈夫写信，周恩来很忙，但也会抽空回信，仔细解答邓颖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1948年4月，分别了一年多的夫妻俩终于团聚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喜悦。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来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也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医治和战胜疾病。 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他最后写道: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小便条传递关心

　　为人民服务，渗透在周恩来日复一日紧张的工作节奏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十二小时以上，甚至高达十八九个小时。“文革”期间，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并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周恩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八个小时。

　　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

　　一张便条这样写道: 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虽然这么写了，但邓颖超也知道要让日夜操劳的丈夫好好休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遇到周恩来外出顾不上吃饭的时候，邓颖超就让丈夫身边的工作人员用一个保温杯装些面糊糊或稀粥带着，在途中或工作时充饥。

　　摘自《情归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