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瓮安“6·28”事件，所在地的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等领导，平时没有认真研究新时期新阶段发生社会公共危机的特征、特点、规律及其处置方式、方法和成功经验，没有制定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群体性事件发生了却丢掉了当今中外处理社会突发公共危机“现场第一”的原则，没有一个主要领导出现在现场，敢于面对群众，敢于承担责任，坦诚与群众对话，讲明事件真相，说服群众，疏导情绪，引导群众，安抚民心，乃至群体性事件越闹越大，逐步升级，矛盾激化，矛头直指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公然挑衅县委和县政府，打砸抢烧事件持续7个多小时，瓮安失控7个多小时。
反
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干部不到现场，不敢面对群众，回避矛盾，反应迟钝，措施不力，贻误控制事态良机，丢掉了阻止事件升级的最后一道“防火墙”。
瓮安不少干部群众反思“6·28”事件的教训时说，其实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拥护党和国家的，只是不明事情真相，心中有怨气，关键时刻只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及时站到群众面前来，拿着话筒喊下话，说明情况，劝告一下，让群众把怨气发泄出来，事情就不会闹得不可收拾，处置“6·28”事件就不会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如果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有哪位主要领导出面接待上访群众的话，局面就不会失控，就不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受访的当地干部群众纷纷这样说。
他们说：“瓮安在文化大革命最乱的时候，也没烧县政府，没冲击公检法机关，这次事件如果县里主要领导及时赶到现场来，站出来与群众对话，或者州里有领导出面真心诚意的对话、解释，事情绝不会闹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他们认为：“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事发地主要领导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往往能够起到稳定人心、扭转局面、控制局势的关键作用。像瓮安县发生这样大的事件，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连面都不露，不论是畏险怕死，还是麻木不仁，都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都应坚决追究责任。”
在2008年6月28日14时至20时这6个小时的关键时段中，从州府所在地都匀到瓮安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无论是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主要领导，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州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均没有出现在现场聚集群众面前，不是害怕群众，也是漠视群众，这成为引起现场聚集群众强烈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县、州领导干啥去了？当晚10时20分，州委书记一行才赶到瓮安，由于现场人太多，汽车开不进城，焦急地围着现场转了又转，一直等候29日凌晨从贵阳连夜赶往瓮安的贵州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
当天下午，县委书记王勤、副县长肖松、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辉等人，正在县电信局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议。
16时许，当游行队伍从大堰桥出发时，收到信息的玉华乡政法委书记李安平、派出所所长陈甚学，立即向肖松、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等人报告了这一重要动向。周国祥分别向肖松、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公安局局长申贵荣作了汇报。肖松接到报告后，立即向同在会场的王勤作了汇报，并按王勤安排赶去现场，王勤继续参加会议。宋辉接到县政府值班人员的电话报告后，立即离开会场赶到现场劝说学生离开，并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王海平。
肖松等人驱车赶到县公安局群众请愿现场时，遭到一些小青年指着鼻子谩骂，他当即打电话向王勤汇报现场小青年比较多。王勤立即打电话给县教育局局长张世德，要求通知各校校长带教师到现场去劝散学生。接到指示的张世德立即通知城区各校校长安排老师到现场疏散学生。但此时聚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戒线受到冲击，并有人冲进公安局大楼一楼，开始打、砸了。肖松及时将现场情况向王勤汇报，同时去公安局办公楼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17时50分左右，该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结束，王勤再次接到肖松从现场打来打、砸升级的电话，便安排工作人员通知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套班子领导到电信局集中，商量处置对策。
18时20分左右，县长王海平从都匀赶到瓮安县电信局处置群体事件临时指挥部。罗来平也从都匀赶到瓮安，并组织外围民警到县武警中队集中。由于没有防暴装备，无法开展工作。州公安局负责人指示，由州里统一指挥。申贵荣赶回瓮安后，要求公安干警全部穿警服，并叫35岁以下干警穿防暴服，由州统一指挥。为电信局免遭围攻，临时指挥部转移到离现场更远、更安全的县武装部。
19时许，州公安局负责人才赶到瓮安现场，在外围转了一圈，没有采取措施。
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主要领导，在事件逐步升级的紧要关头，心中无数，等待观望，失去了制止事件恶化的有利时机。
正如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2008年7月2日在瓮安县一次会议上尖锐指出的那样，领导机关信息不灵，反应迟钝，没有预案，麻木不仁，不负责任，是造成事件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如果当时主要领导干部在场，如果此类突发事件有预案，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到现场说服、劝阻，就不会出现以后的困难局面。
（摘自《新群体事件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