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电影制片厂、香港鸿图影业公司1963年摄制的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是根据原上海大公滑稽剧团的同名看家戏改编而成的。合作编写原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的，是杨华生、张樵侬、笑嘻嘻、沈一乐四位资深老滑稽艺术家，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级号召现代戏创作“放卫星”，剧团急于要上新戏，“杨张笑沈”跃跃欲试决定来个“自编自演”，遂集体上阵搞出了《七十二家房客》。

　　有趣的是，这出后来成为大公滑稽剧团最为出名的看家好戏，竟然是在“混堂”里“孵”出来的。“混堂”是上海及江南地区对公共浴室的俗称，因为许多人合用一池热水泡澡，池水难免混浊，故而称为“混堂”，上海人把赶在澡堂刚开门就去洗澡叫做“赶头汤”或称“头汤浴”，因为那时水温恰好且池水清洁，后来者只能称作“孵混堂”。“杨张笑沈”有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喜欢结伴去浴室“孵混堂”。四个人在谈论拟编演的新戏时，不约而同提起早期独脚戏演过的一个名叫《七十二家房客》的传统段子，其内容源自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现实生活：“八一三”事变以后，人们纷纷逃入上海“租界”内避难，房少人多形成“七十二家房客”的畸形现象。他们对这个段子熟得不能再熟，而且四个人都当过“七十二家房客”，像停自来水、捅楼板、物价一日三涨、被二房东逼交房租、被撵搬家等，都曾亲身经历过。他们还联想起1950年年初曾参加过一家私人厂家拍摄的也叫《七十二家房客》的电影，影片中纯粹为了“生意经”，把《西洋镜》《开无线电》等几个独脚戏段子都塞了进去，还“牛头不对马嘴”地硬贴上“反特”政治标签……不过，这些经历也使他们从中得到启示，既然能把独脚戏段子发展成电影，不是也可以改为舞台滑稽戏吗？

　　也许是“混堂”里的热水真能“孵”化艺术，编戏的效果不错。他们决定重新编演的《七十二家房客》不仅以反映都市移民社会人际关系为特色，让苏州的老裁缝、杭州的烫衣匠、卖大饼的老山东、苏北的小皮匠、宁波的烟贩子、绍兴开诊所的、浦东卖梨膏糖的、本埠的舞女等，麇集蜗居于上海某弄堂一幢破旧石库门房子里，而且借用“自食其果”这一滑稽套路结构“旧瓶”来装“新酒”，将戏完全集中在房客与二房东及其流氓姘头、后台旧警察的冲突上，着重表现“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

　　周扬一锤定音

　　《七十二家房客》公演后反响相当强烈，因该剧充分发挥和体现了滑稽戏的应有特长，即以表现小市民生活见长，并富于幽默讽剌精神，贯串全剧的矛盾冲突是二房东和流氓炳根勾结旧警察“369”狼狈为奸迫害众房客，实质上是反动势力和老百姓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按说在旧社会吃亏受害的总是老百姓，可剧中却让坏家伙苦头吃足。他们千方百计欲撵众房客搬家，结果非但众房客没有搬家，反而“竹篮打水一场空”“自搬石头自压脚”，由此不断产生喜剧效果，令观众笑得相当“结棍”，连呼“不可多得”“不可不看”。一时间“七十二家房客”竟成上海市民的口头禅。

　　然而，因为当地文化部门有关领导对该剧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出戏反映的是小市民的琐碎小事，缺少阶级斗争内容，要求作者修改加工，提高该剧的思想性。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改来改去，但演出效果反而不好，这些新增人物在剧中显得格格不入，只好又“忍痛割爱”。大家虽竭尽最大努力，仍不能达到领导要求。

　　直到1961年春天领导莅临观看，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一天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紧急通知，当日下午加演一场，领导要来观摩演出。时任团长的笑嘻嘻立即电话召来全体演职人员，同时又协助戏院张贴加演日场海报，半小时不到戏票又一售而空。

　　下午2时，领导以及陪同人员准时进场。大家认出原来是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前来观看演出，后台顿时沸腾起来。整个演出过程十分顺利，场内笑声、掌声不绝，周扬也和观众一样笑得合不拢嘴。

　　演出结束全体演员出场谢幕，周扬非常高兴地走上舞台和大家一一握手，连声说：“你们演得很好，辛苦了！祝贺你们演出成功！”听到这些勉励的话，笑嘻嘻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才算放了下来。周扬握着他的手亲切地问道：“这戏很有意义，应该经常演出。剧本出版了没有?”笑嘻嘻如实答道：“还没有。”周扬说：“怎么不出版啊？像这样的戏，希望你们多搞几个出来。”

　　周扬的作风真是雷厉风行，第二天上午剧团就接到北京《剧本》月刊发来加急电报，要求在两天内将《七十二家房客》演出本急送北京发表。同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前来接洽，为该剧出版单行本。从此一些不利于《七十二家房客》创作和演出的议论销声匿迹了，报纸和杂志也不断出现对该剧给予肯定和好评的文章。

　　事隔不久，上海市文化部门领导通知剧团去锦江饭店演出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令全团上下兴奋不已的是，周总理、陈毅及贺龙等中央领导在百忙中观看此剧，而且很欣赏这出戏，在观看过程中几乎从开幕笑到闭幕。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是听取了周扬的推荐特意提出看戏的。几个月后，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的一次文艺界大会上，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陈其五，郑重地向全体与会者推荐了该剧。

　　粤语添翼火爆南国

　　随着中央诸多领导予以首肯，加之《剧本》月刊1961年五六月公开发表剧本，很快出现了竞演《七十二家房客》的局面。滑稽戏的一个特点就是满台各地方言和小调，通过夸张运用借以塑造人物性格和制造笑料，因其主要流行地上海与江浙为邻，故以上海、宁波、苏北话为主要语言，穿插常熟、无锡等地的方言，特定角色如旧警察和租界巡捕则多用山东腔的上海话，偶尔讲几句不咸不淡的广东话，造成对方的误会而发笑。这虽能增添生活气息但也会带来观赏障碍，在上海及周边一带语言效果很为显著，但到外省去演观众则多听不懂，因此武汉、天津和广州等地移植演出该剧时都改用本地方言，果然大受欢迎。当时广东省话剧团恰好恢复粤语演出队，在上演该剧时就使用东莞、开平和客家等地的方言，加上演员的表演也很有特色，因此剧场笑声不绝，连续演了200场。

　　就在此时，香港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电影公司的代表廖一原来到广州，拟摄制一部适应海外侨胞需要的故事片，要解放前曾在香港从事进步电影工作、时为珠影导演的王为一推荐剧本，王为一介绍了正在广州上演的《七十二家房客》。廖一原看了演出后提出最好能拍成粤语片，用粤剧的名角来主演，对华侨观众更有号召力。最后由文化部电影局作出决定：该片由港粤双方合作拍成粤语片，影片只能在两广粤语地区及海外发行。

　　鉴于要拍成的影片是一部具有严肃意义的喜剧，内容和风格与所脱胎的舞台演出都不相同，王为一首先会同另一位改编者黄谷柳，在剧情上作了比较大的增删，并在实际拍摄中，紧紧把握该剧的主要矛盾是房东和房客之间逼迁与反逼迁的尖锐斗争，充分运用电影有利于展示多方面生活图景的特长，在片中增加了舞场、酒楼和长堤等场景，用以讽刺统治阶层和黑暗势力在舞步婆娑、杯盘狼藉中进行损人利己的罪恶交易。风格处理上力求比较严肃和朴素，尽量保持和发挥滑稽戏的优点而摈弃它的缺点，尤其是那些仅适用于舞台的夸张动作和过度表演，使影片更大程度接近生活的真实。同样，从方言趣味并非喜剧本质出发，也考虑到如语言复杂不能广泛发行，影片没有过于强调这方面的作用，而只用广州话。

　　“毒草”竟成“救命良药”

　　影片摄制完成后送北京审查，许多电影界人士看后称赞广东出了部好喜剧片，对导演的处理以及演员的表演多有推崇。该片在香港地区上映时引起很大轰动。该片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上映，是中美关系漫长冻结期中唯一在美国上映的中国产故事片，外电曾专门对此作了报道。不料“文革”开始，王为一在珠影成了反动权威受到冲击被管制起来，《七十二家房客》跟着被打成毒草片并成为其一大罪状。

　　令王为一再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为拍摄《七十二家房客》遭遇非难之际，这部所谓“毒草片”却成了香港电影市场的“救命良药”，让几乎溃不成军的粤语片重振雄风。因内地“文化大革命”波及，当时“长凤新”（即长城、凤凰、新联）等左派电影公司的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加之电视等其他娱乐媒体蓬勃兴起，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收视人群，香港电影市场受到冲击，粤语电影陷入低潮，不少粤语片从业人员转到电视台发展。因左派公司受挫没有竞争对手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以现代电影企业体制优势力救香港电影，其制片方针调整策略就包括拍摄粤语喜剧片，但具体拍什么一时想不出好点子，遂设法与长城电影公司征询意见，有人提议重拍王为一执导过的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马上向拥有该片版权的新联电影公司借片，看过后十分欣赏，当即决定向新联买下重拍版权，由粤语片三大小生之一张活游之子、已是颇有名气的导演楚原执导，找回已转到电视台发展的原粤语片“花旦”“小生”担纲主演。邵逸夫深信此举定会力挽狂澜，果然重新拍摄的《七十二家房客》，大受观众欢迎，创下当年最高票房，使本已无望的粤语片终于咸鱼翻身，港方资深影评人士戏称“王为一救了香港电影”。

　　更让王为一意外欣喜的是，《七十二家房客》当初无辜遭受禁锢，后来竟因祸得福获得更大范围发行放映机会。“文革”结束后文化部组织复审所有封存影片，审看《七十二家房客》时一致认为内容无问题，拍得也很不错，是部难得的喜剧片，应该全国发行；得知仅有粤语版后，文化部当即通知中影公司出资让珠影厂把该片译制国语版。复审小组指定要王为一自己执导译制工作，以确保原片的喜剧风格，《七十二家房客》得以与全国观众见面。消息传开，广东省话剧团和肇庆、江门等地区剧团，纷纷重排上演该剧。曾被解散的上海大公滑稽剧团重新建团后，首台演出的也是看家戏《七十二家房客》，而且久演不衰。时至今日仍不断被重新改编为电视粤剧、情景喜剧等出现于荧屏，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朱安平 来源:大众电影)

　　近半个世纪之前，根据轰动一时的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拍成的同名喜剧片，曾先后风靡内地以及香港，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致“七十二家房客”一度成了住房狭小拥挤的代名词。

　　《七十二家房客》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