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检又惹争议。据《华商报》2月17日报道，我国自简化婚姻登记手续、取消强制婚检之后，新人办理结婚手续便利了很多，但作为预防新生儿缺陷的第一道防线，强制婚检的消失又导致新生儿缺陷率大幅上升。在广东省“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广东应先行实施强制免费婚检。

　　首先要考虑的，是实施“强制婚检”的合法性。在2003年8月8日颁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中，已经取消了强制婚检的规定；但1994年10月27日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却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按照法理，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在适用上应当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从时间上看，《婚姻登记条例》制定比《母婴保健法》时间更后；但《母婴保健法》是法律，而《婚姻登记条例》是行政法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面对这种冲突，应当坚持“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因为毕竟上位法是下位法的渊源，无论下位法何时制定，都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所以，从法理上讲，广东省人大有权依据《母婴保健法》来制定有关“强制婚检”的规定。

　　不过，法规的制定还必须有社会基础，否则就可能变成“空中楼阁”。目前，要求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主要就在于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增多。但实际上，取消强制婚检与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增多有无关系？关系有多大？是需要科学论证的事实。当初在《婚姻登记条例》中取消强制婚检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婚检对于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关系不大，而应当强调加强孕检。如果真要恢复“强制婚检”，那么就应当对婚检到底能起到多大的预防作用、孕检能否代替婚检等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不过，在我看来，强制婚检倒是可以保障男女双方对于对方身体健康状况的知情权，有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最后一个方面，强制婚检是否会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自由意味着“外在的强制不存在”，自由也意味着“对于他人无妨碍的事情，他人不得干涉”。那么，两个要步入婚姻殿堂的人，他们都不愿意婚检，国家有无必要强制他们婚检呢？从表面来看，不愿意婚检的行为对他人与社会都无害，不应当干涉，但如果婚检真的有益于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的话，那么不婚检就可能会对他人和社会有妨碍。对于那些先天缺陷的新生儿，不愿意婚检的父母是有责任的；其次，国家和社会对于先天性缺陷新生儿也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因此，强制婚检虽然对公民的自由有一定的限制，但因为这种行为可能对他人、社会有妨碍，这种限制是合理的。因此，国家要求强制婚检帮助男女双方获得知情权，并且不牟取利益、为他们保护隐私，那么，即使暂时有些强制，从长远来看，还是有益于公民本身，不算是对自由的剥夺。

　　如果婚检真的有益于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我赞同实施“强制婚检”。但是，鉴于以往的收费强制婚检主要为牟利而检查流于形式，也鉴于婚检是为国家和社会减轻负担，我赞同婚检应当免费。不仅如此，国家还应当发放“婚检券”，确定多家婚检机构，未婚青年可以挑选，哪家服务好就到哪家去。

　　（作者系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