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同父异母的姐姐奥玛来美国看我。我带她去了我的办公室，还给她讲了我曾经和一个白人女孩谈恋爱的事情。奥玛也向我讲述了她在肯尼亚以及德国的生活。我们谈到了父亲和祖父，从奥玛口中，我觉得自己似乎正在越来越了解父亲。奥玛离开的时候，提出要我回肯尼亚看看。

　　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通知书

　　感恩节的前一天，哈罗德·华盛顿死了。

　　没有任何预兆。就在几个月之前，哈罗德赢得了选举，轻易地打败弗尔多雅克和伯恩，打破了这个城市过去四年来一直维持的僵局。他这次选举更谨慎，处理得非常专业，没有1983年的狂热；是一次阵营巩固、预算均衡以及公众合力的竞选活动。他与一些旧机器时代的政治家们、爱尔兰人以及波兰人握手，准备讲和。企业界为他送来他们的支票，认可他的出现。因此他的力量是无忧的，然而，最终在他自己的阵营中出现了不满，黑人民族主义者，对他愿意与白人和西班牙人合作感到失望；行动主义分子，对他无法正面解决贫穷感到失望，还有那些宁愿做梦也不愿接受实际的人，无力妥协的人也对他感到失望。

　　哈罗德并没有太在意这些批评。他认为没有理由冒任何大风险，也没有理由急躁。他说，接下来的二十年，他还会继续当市长。

　　然后是死亡：猝然、简单、决定性的死亡，超重导致了心脏负荷过大，这个死因甚至因其平常而显得可笑。

　　那个周末下雨了，天气寒冷，雨不断下着。在社区里，街道上静悄悄的。在室内和户外，人们哭泣着。黑人电台重播着哈罗德的演讲，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声声召唤着死者。在市政厅，人们排着队来瞻仰遗体，来哀悼的人可以环绕好几个街区。每一处的黑人都看起来茫然悲恸，不清楚方向，对未来感到恐惧。

　　到下葬的时候，华盛顿的效忠者们已经从最初的震颤中恢复过来了。他们开始开会，重新组织，设法作出一种维持控制的策略，设法选举哈罗德合法的继承人。但是太迟了。没有合适的政治组织，没有明确的原则可以遵守。整个黑人政治都围绕着一个人运转，那个人像太阳一样发出辐射光线。现在由于他已经离开了，人们无法对现状究竟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

　　效忠者们开始争吵，内讧出现，谣言四起。星期一，那天市议会将要选举一名新市长，直到举行特殊的选举，首次将哈罗德推上台的联合几乎已经消失了。那天晚上，我去市政厅观看这第二轮“死亡”。人们，大部分是黑人，从傍晚开始，就聚集在市议会的议事厅外——老人、好奇的探求者、举着横幅和标语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大声叫骂着那位与白人集团合作的黑人市议员。他们朝那个善于言辞的黑人市议员挥舞着美元，他得到了白人市议员的支持，在机器时代后仍然续任。他们称呼这个人是一个叛徒，是一位汤姆叔叔。他们反复喊着，踏着脚，宣誓永远不离开。

　　但是权力极富耐心，知道它要什么；权力比口号、希望以及点着烛光的守夜更有耐心。午夜左右，就在议会投票之前，议事厅的门短暂地开了，一会儿我看见两个市议员一起离开了。一个是黑人，曾经是哈罗德的人；另一个是白人，弗尔多雅克的人。他们低声说着话，短暂地笑了笑，然后看着外面还在反复高喊的人群，迅速地抑制住他们的笑容，他们穿着双排扣大衣，十分高壮，眼睛里流露出同样的渴望——他们是了解真相的人。

　　时间慢得让人窒息，几个月过去了，我不断地被暗示所有的事情都还未完成。

　　二月，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入学通知。那封信带来一包厚厚的信息，让我想起了十四年前的夏天我从普纳后收到的包裹。

　　我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尴尬

　　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我飞离了希思罗机场。一群穿着过大运动上衣的年轻英国男人坐满了后机舱，其中一个脸色苍白、满脸粉刺、身材瘦长的年轻人，坐到了我旁边。他非常认真地读了两遍紧急逃生手册，我们离开地面的时候，他扭过头来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要去内罗毕拜访我的家人。

　　“我听说，内罗毕是个美丽的地方。我要去约翰内斯堡，但我想中途在那里停留一天也不错。”他解释道，作为地质学学位项目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安排他和他的同学去南非的矿业公司工作一年。“好像那里缺乏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所以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他们会同意终身雇用我们。我想，这是我们获得一份丰厚薪水的最好机会，除非你愿意冻死在那些该死的北海石油钻塔中。拜托，我才不要。”

　　我提到，如果有机会的话，许多南非黑人也许会愿意参加这样的训练。

　　“好吧，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他说道，“我不太赞同那里的种族政策。那是一种耻辱。”他考虑了一会儿，但是现在非洲其他地方正四分五裂，不是吗？至少据我了解是这样。不像那些凄惨国家的人们，南非的黑人没有遇上饥荒。不要羡慕他们，自管自吧，但是比起一些埃塞俄比亚的可怜乞丐——

　　一位空姐拿着供出租的耳机，沿着走道走过来，那个年轻人拿出他的钱包。“所以，我试着不理会政治。认为这不关我的事。在英国也有同样的事情——所有人都在领取失业救济金，议会的那些老家伙们重复着以前的废话。最好的事情是管好你自己世界的那个小小角落，那就是我的意见。”他找到了耳机的插口，把它们戴到耳朵上。

　　“他们分发食物的时候，把我叫醒，好吗？”他说道，然后就放低了椅子开始打盹。

　　我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本书，看了起来。那是一位在非洲住了十年的西方记者写的，生动地描写了几个非洲国家。这本书的头几章十分详尽地讨论了殖民主义的历史：被操纵的部落仇恨、反复无常和变幻莫测的殖民地疆界、政权更替、监禁、或轻或重的侮辱。

　　但是到了那本书的第三章，对比过去的描述，更着重于对现在的描写。饥荒，疾病，由无知年轻人领导的政变和反政变，而这种领导人拿着把AK-47s冲锋步枪像拿着牧羊棍子一样的——那位作者似乎在说，如果非洲有过历史，那么当前的苦难已经使得这样的历史没有意义了。

　　可怜的人。凄凉的国家。

　　我放下了那本书，感觉有一股熟悉的愤怒冲上心头，一种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更加挫败的愤怒。我旁边的年轻英国人正轻轻地打着鼾，他的眼镜歪在他英挺的鼻梁上。我对他感到生气吗？我想知道。这是他的错吗？运用我所有的知识，我所有的记忆，我仍无法立即回答出他刚刚提出的问题吗？我怎能因为他想让自己的命运更好些而责备他呢？也许我生气，只是因为他对我的轻率和随意，只是因为他对我的猜想，我，作为一名美国人，甚至是一名美国黑人，也许很自然地分享他对非洲悲观的观点；设想在他的世界，至少存在着进步，但是对我来说，只是强调我自己的尴尬境地：一个西方人，西方却不是他完整的家；一个非洲人，却是在前往一片充满陌生人的土地。

　　再次见到姐姐奥玛

　　奥玛的公寓在第一层，房间不大，但是让人感觉舒适，法式的门，阳光洗刷着房间。公寓里到处都堆着书，一面墙上挂着一些照片，那是奥玛自己拼凑的家人照片。在奥玛的床上，我注意到，一张黑人女人的大海报，她的脸斜对着一朵绽开的花，图片下面印着“我有一个梦想”。

　　“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奥玛？”我一边放好我的包一边问道。

　　奥玛大笑起来。“那是我最大的问题，巴拉克。太多的梦想。一个有梦想的女人总是有问题的。”

　　我一定是流露出了旅途带来的疲惫，奥玛建议我小睡一下，而她去大学里教课。我躺到了她准备好的帆布床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睡了起来。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而奥玛还没回来。透过厨房的窗户，注意到一群黑脸猴子聚集在一棵菩提树下。年老的猴子皱着眉头，警惕地坐在树下，小猴子们在互相缠绕的长树根上奔跑。我在水池里清洗了脸，烧上水，准备泡茶，然后打开通往庭院的门。奔跑的猴子们都不动了；它们的眼睛一致看着我。不远处，响起翅膀的拍打声，我看着一只绿色翅膀的长颈鸟梦幻般地飞上天空，它发出一长串低沉的叫声，朝着远方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