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在临近毕业的几个月里，我给每个我能想到的民权组织写信，给这个国家里所有主张改革的黑人官员写信，给社区理事会和承租人权力团体写信，希望能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然而，最终，一家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咨询公司同意雇用我为一名研究助理。随着职业生涯的顺利展开，我逐渐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

　　我辞掉了干得不错的工作

　　在接到奥玛电话的几个月后，我向那家咨询公司递出了辞呈，开始认真地寻找一份组织的工作。又一次，我的大部分信件都没有得到回音，但是大概一个月以后，我接到了一个面试的电话，前往一家位于这个城市的著名民权组织机构，接受主管的面试。那位主管是位高大英俊的黑人，穿着整洁利落的白衬衫，打着一条涡旋花纹的领带，系着红色的吊裤带。他的办公室里摆着意大利的椅子，挂着非洲的雕刻品，露出的墙面上嵌着一座吧台。透过一面高大的窗户，阳光洒满了金博士的半身像。

　　“我喜欢你的经历，”看了我的简历以后，那位主管说道，“特别是社团经验。那是现在一个民权组织真正做的事情。抗议和纠察不再有任何影响。要使事情行之有效，我们必须使商界、政府以及城市内部紧密联合起来。”他交叉着宽厚的手，拿出一份表面平整而华丽的年度报告，打开列出了机构董事会名单的一页。这个机构有一位黑人执行部长以及十位白人社团执行长官。

　　“知道吗？”那位主管说道，“公私合作，那是通往未来的关键。是像你这样有文化、自信、在会议室感到自如的年轻人进入的状态。为什么呢？就在上周，在白宫的一次晚宴上，我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讨论了这个问题。杰克很了不起。他喜欢接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当然我是一名已登记的民主党员，但是我们必须学会和掌权的人共事……”

　　他当场就决定录用我，而我的工作内容就是组织与毒品、失业、住房问题相关的会议。他把那些会议叫做“推进性的对话”。我拒绝了他慷慨的恩惠，决定找一份更深入街道的工作。

　　我过了一段喝罐头汤的日子

　　我在哈莱姆区为一位支持改革的律师工作了三个月，致力于让城市学院的少数族裔学生了解循环利用的重要性。然后有一个星期是为一位布鲁克林的议员参加竞选散发传单——那位候选人落选了，而我也没有得到报酬。有六个月的时间，我失业了，没有收入，只能喝罐头汤果腹。为了寻找一些灵感，我去听夸梅·杜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夸梅·杜尔原名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以前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以及黑人权力运动的名人。

　　在礼堂的入口处，两个女人、一个黑人和一个亚洲人正在卖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作品，互相争论着托洛茨基在历史上的地位。礼堂里面，杜尔正提出一个项目，在非洲和哈莱姆区之间建立经济联系，以包围白人的资本主义帝国。在他演讲的最后，一个戴着眼镜的苗条的年轻女人问道，考虑到非洲的经济现状和美国黑人的当前需求，这样的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杜尔中途打断了她的话。“让它不可行的，只是你以前接受的对你洗脑的观念，姐妹。”他说道。当他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就像是一个疯子或者一位圣人的眼睛。那个女人继续站了几分钟，人们纷纷责骂她的资产阶级态度。

　　我失神地走在百老汇大街上，想象着自己站在林肯纪念堂的边缘，透过一处空荡的亭阁向外遥望，碎片在风中飘散。那场运动多年前就过去了，瓦解成了成千上万的碎片。探索过每条改革道路，用尽了所有的策略。随着每次的失败，即使是那些持有善良意愿的人们，最终都会放弃那些他们声称要为之努力的奋斗。或者只是简单地疯狂。我突然意识到我正走在街道中间。下班回家的人们把我紧紧地包围了，我想，我在人群中认出了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他们把西装外套挂在肩上，小心地避开我的注视。

　　我接到马蒂·考夫曼打来的电话时，我几乎都要放弃组织了。他告诉我，他在芝加哥已经开始了一项组织工作，并且正准备雇用一名实习生。下周他会到纽约来，提议和我在列克星敦的一家咖啡店里见见面。

　　我打算去芝加哥工作

　　他的外表没有流露出太多的自信。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白人，矮胖的身体上穿着皱巴巴的衣服。脸上长满了胡子，似乎有两天没刮了；戴着一副厚厚的金边眼镜，眼睛似乎永远都是斜着的。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与我握手的时候，他不小心把一些茶水洒到了自己的衬衫上。“那么，”马蒂说道，用一张餐巾纸轻轻擦着茶渍，“为什么你这个来自夏威夷的人想要成为一名组织者呢？”我坐了下来，对他说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嗯。”他点点头，在一本卷角的白纸簿上做笔记，你肯定对某些事情很愤怒。

　　“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他耸耸肩。“我并不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一定含义。别误会我，愤怒是这份工作的一个要求，是一个人决定成为一名组织者的唯一理由。自我调节能力强的人会找到更轻松的工作。”他要了更多的热水，对我讲起了他自己。他是一名犹太人，三十多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纽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开始组织学生抗议，一直持续了十五年。内布拉斯加的农民、费城的黑人、芝加哥的墨西哥人。现在，他正为了一项旨在挽救大都会芝加哥的制造业工作机会的计划，设法使市内的黑人和郊区的白人联合起来。他需要有人和他一起工作，他说道。而这人必须是个黑人。

　　“我们大部分的工作是和教会打交道，”他说道，“如果穷人和工人阶级想要拥有真正的权力，他们需要一些制度上的基础。由于联盟正在成形中，所以教会是城镇里唯一的斗争场所。那里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也是价值观存在的地方，即使那些价值观掩埋在连篇的胡话中。不过，教会不会只是出于好心来和你合作。他们说的都是漂亮话——在星期天进行布道，或者为无家可归的人们提供特别救济。但是到了紧要关头，除非你能够让他们知道，这会帮助他们支付他们的暖气费，否则他们不会真的行动起来。”

　　他给自己倒了更多的热水。“你对芝加哥了解多少？”

　　我想了一会儿，“世界屠猪城。”我最终说道。马蒂摇摇头，“屠宰场不久前都关闭了。”

　　“从来都打不赢的小熊队。”“没错。”“美国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我说道，“一名叫做哈罗德·华盛顿的黑人刚刚被选为市长，但是白人们并不买账。”

　　“那么，你正在关注哈罗德的职业轨迹，”马蒂说道，“我很奇怪你怎么没有去为他工作。”

　　“我试过了。但是他的办公室没有给我回信。”马蒂笑了起来，摘下眼镜，用领带梢擦拭着镜片。“好了，那就是要做的事情，不是吗？如果你是个年轻的黑人，对社会事务感兴趣，那就找一项政治运动，并且为之尽力。一个强大的赞助人，可以在你的职业上给予你帮助。哈罗德无疑是强大的，他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他在黑人社区中几乎获得压倒性的支持，还获得了半数的拉丁裔美国人和一些白人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即使这样，你有一种说法是对的。那个城市的整体氛围是两极化的。媒体的一大焦点，没有什么变化的迹象。”

　　马蒂同意在第一年付我一万美元薪水，还有用来买车的两千美元旅行津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工资将会增加。他离开以后，我沿着东河散步，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回家，试着想出他是个怎样的人。

　　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想着我的选择，看到一名黑人妇人和她的儿子正走过来。那个男孩拽着那位妇人往栏杆处走去，他们并排站在一起，男孩的手臂抱着妇人的腿，对着微光，投下一个轮廓。最后，男孩抬起了头，似乎提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妇人耸了耸肩，于是男孩朝我的方向走了几步。

　　“打扰一下，先生，”他大声说道，“你知道为什么有时河流那样流动，而有时又这样流动吗？”妇人微笑了起来，摇了摇头。我说，这也许跟潮汐有关。这个答案似乎让那个男孩满意了，他走回母亲身边。

　　一个星期以后，我整装行李，开车驶向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