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妈妈告诉我，爸爸要从肯尼亚来看我。然后，爸爸果然来了，我看到了一个又高又黑的黑人，他活泼、开朗，走到哪里都成为活动的中心。外祖父母和妈妈，因为他的到来，而显得和以往有所不同。我的学校还邀请爸爸前来做演讲，我紧张极了，因为在此之前，我向同学撒谎，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王子。

　　大学时代，我希望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1983年，我决心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

　　关于社区工作者我知道得并不多；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从事这种职业。大学同学问我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的时候，我无法直接回答他们。于是我用另一种方式做了回答，我对他们宣称，这是改变的需要。里根及其政府官员们正进行着肮脏的勾当，所以白宫需要改变。国会里积满了怨气与腐败，所以国会需要改变。还有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情，人们心中流窜着狂躁的情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也需要改变。变革无法从上层开始，而只能从动员最底层的民众开始，我说道。

　　那就是我即将从事的事业，我将把平民阶层的黑人组织起来。为了改变当前现状而努力。

　　然后，我的朋友们，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他们会先用心地听取我的意见，最后还是前往邮局寄出了他们的研究生院申请表。

　　我无法真责备他们的质疑。事隔多年后的现在，我才想清楚，才可以为我的决定找出一定的逻辑，说明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其实是那更长的叙述性故事的一部分，从我父亲和他的父亲开始；从我母亲和她的父母亲开始；从我对印尼的回忆，回忆中的乞丐，农民以及迷失在权力中的罗罗开始；穿插着雷和弗兰克、马库斯和雷吉娜的故事；再加上我搬到纽约的故事以及我父亲的去世。我明白，我的选择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只由我自己做出——明白了那就是我为什么应该宣称另外去追求另一种自由，哪怕那种自由有着令人遗憾的形式。

　　但是这些认识我是后来才总结出来的。那时，即将大学毕业，我还是一味地凭着冲动做事，就像一条大麻哈鱼盲目地朝着它的上游出生地游去一样。

　　每年的二月是黑人历史月，在这段时间展出的黑白影像资料，大都跟民权运动相关。从孩提时代开始，母亲就已经让我看过了这样的影像资料了。两个短头发的大学生，在几近骚乱的人群中，被人推推搡搡而有些踉跄，但却依旧挺直了背在卖午餐的柜台前买饭。在密西西比的某些落后地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廊上，和一户农民谈话，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也有选举权，让他们去注册成选民。一个村镇的监狱里关满了孩子，他们的手紧紧拉在一起，唱着自由的歌。

　　我希望建立一个能够重新定义的更广阔的美国人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黑人、白人以及棕色人种都能够和睦相处，而这个社区就是建立在这种向往之上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将会认可我生命的独一无二。

　　那就是我关于组织的想法，许诺去救赎。

　　职位的提升让我日渐忘记最初的梦想

　　所以，在临近毕业的几个月里，我给每个我能想到的民权组织写信，给这个国家里所有主张改革的黑人官员写信，给社区理事会和承租人权力团体写信。虽然没有人回复，但我并不泄气。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来做些一般的工作，还清我的学生贷款后，也许还可以剩下一些钱。将来我会需要这些钱的，我告诉自己。而组织者是赚不到钱的；他们的贫穷正是为人正直的证据。

　　最终，一家为跨国公司服务的咨询公司同意雇用我为一名研究助理。就像藏在敌方阵营里的一名间谍，我每天到达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办公室，坐在我的电脑前，搜索着全球各地的新闻。这台电脑从路透社的机动机械中筛选信息，过滤出从世界各地传回的宝贵资讯。当我发现我是这个公司里唯一的黑人男子时，我感到的是羞愧，而不是为公司下在我身上的行政赌注而感到莫大的骄傲。那些黑人妇女，她们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她们告诉我，她们有多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掌管这个公司。有时，在午餐后，我会告诉她们我所有美好的组织筹办计划，然后她们会笑着说：“那很好，巴拉克。”但是她们眼里的神情告诉了我，她们正在暗自失望。只有大厅的黑人警卫，暴脾气的艾克，愿意直接站出来告诉我，我正在犯错。

　　“组织？那是一些政治上的事情，不是吗？为什么你想做那样的事情呢？”

　　我试着解释我的政治观点，对他说明动员穷人、回归社区的重要性。但是艾克只是摇摇头。“巴拉克先生，”他说道，“我想对你提一些建议，希望你不会介意。现在你不一定会采纳。但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对你说，忘掉这些有关组织的事情吧，做一些能让你赚钱的事。不是要你贪婪，你明白的，而是足够的钱。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能够看见你的潜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说会道——嘿，你可以成为电视台的讲解员中的一分子，或者销售员……我有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侄子，就从中赚大钱。看，那就是我们需要的。不再有人流连在歌舞升平的地方。你无法帮助那些绝不会成功的人，而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努力。那些将会成功的人，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成功的目的。你今年多大呢？”

　　“二十二。”“看看。不要浪费你的青春，巴拉克先生。某天清晨醒来，你会发现自己成为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头子，你所有的感觉不过是厌倦，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夸耀。”

　　那时，我并没有太在意艾克的话；我觉得，他的话听起来太像是我的外祖父母说的了。然而，几个月过去了，我感到，成为一名组织者的想法正从我的脑海里偷偷溜走。公司把我提升为财经记者。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秘书，并且银行里有存款。有时，采访完日本的金融家或者德国的证券交易商后，我会在电梯门上观察我的镜像——看着我自己穿着套装，打着领带，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一刹那间，我想象着自己是产业界的一个巨头，可以大声地下命令，决定事情的最终结果。然后我想起了，我曾经对自己说过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对自己意志的不坚定感到痛苦的内疚。

　　陌生的姐姐告诉我，我们的弟弟死了

　　接着有一天，当我坐在电脑前写作一篇有关利率变动的文章的时候，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奥玛打来了电话。我从没见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通信。我知道，她已经离开了肯尼亚，前往德国学习了。

　　现在，突然间，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温柔而忧郁，稍带着一种殖民地的口音。有好一会儿，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只能听到声音，一种似乎一直在那里的声音，只是错位而不是被遗忘了的声音。她说，她将要来美国，和几个朋友一起来旅行。她能来纽约见我吗？“当然可以，”我说道，“你可以和我呆在一起；我都等不及了。”接着，她笑了起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再后来电话里安静得只剩下信号音跟我们的呼吸声。“好了，”她说道，“我不能讲太久的电话，电话费太贵了。这是航班信息。”

　　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我都在为她的到来忙得团团转，更换沙发床的新床单，添置新的盘子和毛巾，擦洗浴盆。但是在她预定到达的两天前，奥玛又给我打了电话。这次她的声音低沉，几近沙哑了。“我最终还是不能来了，”她说道，“我们的弟弟，大卫……他死了。因为一场摩托车事故。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她开始哭泣，“噢，巴拉克。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尽力地安慰她。我问她，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吗？我对她说：我们还有其他见面的机会的。最终，她的声音平静下来了；她得去订返回肯尼亚的机票，她说道。“好了，那么，巴拉克。再见了，再见。”

　　在她挂断电话后，我告诉我的秘书那天我不在办公室，之后，我离开了。好几个小时，我心神不定地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奥玛的声音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隔着一片大陆，一个女孩在哭泣。在一条黑暗的肮脏路上，一个男孩刹车失控，摔倒在坚硬的土地上，车轮逐渐停止转动。这些人是谁，我问着自己，这些陌生人和我血脉相连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女孩不再悲伤呢？这个男孩有什么没有说出口的疯狂梦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