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干部 白下区

　　清明节，人们纷纷带着纸钱、香烛、鲜花去为已故的亲人上坟，我却每年只能对苍天长叹：我到哪里去给父母上坟呢？

　　父亲打抱不平丢了性命

　　父亲在我三岁时就离我而去了。他的死，其实是因为打抱不平，说了一句狠话。

　　那时，我父亲在江南运河边上一个小镇开一个盐店，因为他为人正直、待人宽厚，所以盐贩愿意把盐卖给他，生意做得比较好。谁知镇上另一家盐店的店主是当地的一个恶霸，因心生妒忌，就派人到我家，把一个盐贩的钱全都抢走了，急得那个盐贩要上吊自杀。我父亲十分同情，就出来打抱不平，对那个恶霸说：“如果我不把你告倒，我的‘吴’字就倒着写！”谁知这个恶霸竟抢先下手，买通当地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势力，把我父亲抓去枪杀了。

　　我家托人找了几天，才找回了一具尸体。在那黑暗的旧社会，我们孤儿寡母控告无门，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

　　后来，这个恶霸因横行霸道，血债累累，在万人大会上受到公审，并被执行了死刑。多年的血债，终于得到了偿还。

　　我11岁那年，母亲走了

　　父亲去世后，我家失去了顶梁柱，盐店只好关门。母亲被聘到附近的一个乡村小学教书，靠着微薄的收入，母子俩相依为命。

　　几年后，我家仅有的一间小茅屋破败了，外面下大雨家里就下小雨，要用很多盆在家里接水。母亲只好省吃俭用聚钱翻盖住房。几年后，新草房终于翻盖好了，但母亲却因此而积劳成疾，生了肺病。眼看着母亲一天天瘦下去，整天咳嗽不断，但又没有钱去城里医院看病，只能服用民间传的偏方。不久，母亲就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这时，我慈祥的舅母伸出了援助之手，把我们母子俩接到她家居住。我白天上学，晚上就守在母亲的病床边，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一听到她咳嗽，就拿一只破碗去接痰。这时，她总是瞪着一双大眼睛无奈地看着我。

　　就这样，眼看着母亲像一盏油灯一样，直耗到油干灯草尽。在我11岁时，她就依依不舍地永远离开了我。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

　　莫名其妙受了半辈子歧视

　　母亲去世后，我在舅母家住了三年，读完了初中，有幸考取了中等师范学校。工作半年后，又被直接推荐到南京上了江苏教育学院。其间学费和生活费都靠国家发的助学金。每到放假，我也无处可去，就在学校参加勤工俭学，为学校基建抬土、制砖，挣一点钱去买便宜的旧书看。

　　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我就积极要求加入共青团，但直到临近毕业时才被接受。在大学时我又积极要求入党，但报告打了却如石沉大海。参加工作后，我又多次申请，仍然没有下文。文革后期，我工作的单位撤销，有几个名额可以调到省级机关工作，单位报上去的名单原来有我，后来却被退了回来。后来我在一个工厂工作，本来在厂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厂里成立党委，厂办和党办合署办公，我因不是党员，秘书也当不成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政治上屡屡受挫，原来是组织上调查时发现，我父亲生前曾经参加过三青团。就是这点阴影，使我半辈子不得进步。

　　“文革”中，撕掉父母唯一合影

　　“文革”以后，我很快就入了党、提了干，接着又被调到省级机关工作。不可想象的是，原来一直被党拒之门外的我，后来居然还当了十多年的机关党委书记。我的后半生，有幸摆脱了祖上世世代代遭受的苦难，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我感到十分欣慰。

　　但是，有一点遗憾，却永远萦绕在我的心中。由于我多年远离家乡，我父母的坟墓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都被粗暴地夷为了平地，连一点骨灰都没有留下来。而我父母唯一的一张合影，也因在“文革”中怕被牵连而撕毁。想到这些，我就悔恨无比。每到清明，我只能仰望苍天，默默地忏悔和祈祷。忏悔的是：我没有保护好亲人的尸骨，是个不肖的子孙；祈祷的是：祝愿我那可怜的父母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息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