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日报》组织学者座谈“如何拉动中国式内需”的问题，不想有人提出征收遗产税的政策建议。学者的理由是，征收遗产税，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2月7日《羊城晚报》）

　　在笔者看来，征收遗产税，非但不能刺激消费，反而有可能减少投资。很明显，征收遗产税会导致投资者提前转移资本，从而减少国内的投资额。如果资本的拥有者发现征收遗产税之后，家族所得损失惨重，那么，在生前他就会将自己的资本转移到海外，以此来避免缴纳高额的遗产税。

　　美国开征遗产税之后，大批投资者将自己的资本或者自己的公司转移到海外。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曾经开征遗产税，但后来发现，此举非但不能为特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反而导致一批超级富豪通过转移投资的方式提前将资本转移到海外。后来，香港特区政府断然取消了遗产税。

　　在欧洲一些国家，的确存在着遗产税，但是，这些国家普遍实行特殊的所得税制度，投资者不仅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个人收入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税率极高的所得税制度下，投资者已经通过所得税将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上缴国家，征收遗产税对他们来说并非沉重的负担。

　　我国当前仍然需要扩大投资，如果开征遗产税而导致大量资本出走，那么就将得不偿失。事实上，征收遗产税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收入再分配，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遗产税相对减少了投资者控制的财富，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所以，征收遗产税刺激消费，在逻辑上说不通，在现实生活中也无法实行。

　　中国当前确实存在消费不畅的问题。究其原因就在于，政府在公共产品配置方面存在问题。老百姓把钱存入银行，不是他们喜欢这么做，而是因为迫不得已。现在我国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存在大量的欠账，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细水长流，勤俭持家，才能省下钱来购买高档消费品。因此，刺激居民消费，必须从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入手，千方百计地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

　　政府公共产品投入增加缓慢，反而采取税收、金融、价格等手段，强迫居民消费，这样的思维实在要不得。

　　我的看法是，刺激国内消费，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加快分税制改革，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增加投资，弥补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欠账；其次，国企利润所得，除了依照法律用于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之外，其余部分应当实行平均分配，让每一个“终极所有权人”都可以享受到国企红利；第三，必须加快行政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尽可能减少公共财政开支，把节余的部分用于增加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开支，减少居民后顾之忧。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