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摄制的《东进序曲》，在改编拍摄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文艺界领导、专家的关注，在肯定该剧“有味道”、“看起来过瘾”的同时，要求更进一步突出“谈判”、“舌战”的场面，其中夏衍还亲自逐字逐句地修改剧本。

　　取材“郭村战斗”

　　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摄制的《东进序曲》，系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该剧取材于新四军挺进纵队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而进行的一次郭村保卫战，这一典型的以少胜多的自卫战斗，为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道路，成为新四军抗战史上又一光辉篇章。

　　对于《东进序曲》所依据的这段斗争史实，编剧顾宝璋、所云平并不陌生。尤其是1939年即投身新四军、长期从事战地文化工作的顾宝璋，很早就听到过有关郭村战斗的种种叙述和传说。为了创作该剧，他们又专门搜集查阅了回忆文章，多次访问有关当事人，再经过概括、想象、提炼等艺术加工，只用了二十天工夫就写出初稿，时值郭村战斗发生18周年，便直接取名为《保卫郭村》。随后屡经排练、演出、讨论，竟花了一年多时间，其中大改三次、小改无数次，话剧本才得以定稿，剧名也由《保卫郭村》而《大江东流》而《时代历程》，最后定名为《东进序曲》。

　　造成反复修改的最为主要的问题，在于遇到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之间的矛盾。对编演该剧各方面都很关心，但如何处理历史事实出现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完全摆脱史实，避开真人真事，作更高的艺术概括，可以避免使很多当事人处于被动为难的境地。

　　另一种意见则是希望该剧能够完全符合历史真实，在主要的人、事、情、景方面要做到完全准确，要写真的就要真到底。

　　作者后来回顾说，这些意见对剧本的再三推敲琢磨，或增删、或改写，都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其中具体可行的大都作了修改，但要完全做到符合历史事实，确实很为难，对许多因艺术处理与历史事实有出入而产生的问题，只好采取回避的办法来解决。

　　在最后完成的戏中，时代背景、造成冲突的前因后果、敌我力量的对比，甚至个别人、事、情、景的描写安排，基本和史实大体相仿，这是符合历史事实并且接近于真人真事的部分；其中掺杂构思、想象和艺术加工的成分，则“虽有共事，并不尽似其貌”；另有些人、事、情、景，是“似有其事，又全非其貌”；还有些人、事、情、景，是“全无其事，也并非其貌”。

　　最为典型的是主人公的塑造，话剧名为陈秉光、电影改为黄秉光，他在“出使江州”、“舌战群顽”场次中坚持立场、掌握政策、不偏不畏、气度凛然的表现，都是真人真事的实际情况，但是因为把他和虚构的人物如爱国军人周明哲、地下党员林毅、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刘世仪、副总指挥刘玉昆、江苏省参议蒋公任、汪精卫代表汪光夏等摆在一起，形成制约关系，必然增加了不少虚构与强调成分。尤其是按照真人真事，黄秉光的谈判由于苏鲁皖部执意反共而未能成功，在戏剧处理上仅靠谈判这个情节，确实难以树立人物，因而虚构了“舌战”情节与场面。而且黄秉光自被顽固派软禁到获释，这一段时间里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进行任何其他活动，为了力求人物贯串全剧不致中断，同时也为了揭露日特和汪奸在幕后的阴谋活动，又虚构了“阴谋陷害”一场戏，使之与周明哲走向起义联系起来，这样黄秉光居于冲突中心，在舞台上出现的时间也增多了，达到了塑造一位我军高级干部英雄形象的目的。

　　与之相关的还有蒋公任、汪光夏、九姨太以及段泽民几个反面人物的塑造，因涉及历史事实曾引起不小争议。有人认为按照当时情况，泰州以及苏鲁皖部是否有过韩顽、汪奸、日特进行活动，没有足够的材料不能断言，剧中所写不符合当时具体情况，至少剧中黄秉光谈判时，在座的除那个根据历史原型人物而设计的副总指挥外别无他人。如果按剧情设计，既有汪奸代表在场，黄秉光就不该去谈，这是牵涉到立场的原则问题。作者经过斟酌还是作了保留，理由是韩德勤极力策动苏鲁皖部反共打内战，该部事实上有过与敌伪顽夹击新四军的行动，以及从那位真实的副总指挥在1941年确已投敌叛变当汉奸的情况来看，作这种描写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陈毅坚决“辞戏”

　　话剧《东进序曲》在南京军区首演得到肯定，被推荐参加于1959年5月举行的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又受好评，旋即又被选调参加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引起轰动，著名作家老舍就以“武戏文唱”的比喻盛赞该剧的独特构思和风格。

　　当年率领新四军挥戈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陈毅，却对《东进序曲》表示“很不满意”，因为剧中涉及到了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暨苏北指挥部指挥的他，虽然使用的是不出场的侧面描写手法，但直接出现了陈毅这一真人真名。

　　该剧首次赴京演出期间，南京军区副政委肖望东曾邀请老首长陈毅前来观看。当演至第二场，剧中国民党苏鲁皖游击一纵队司令周明哲在台词中说道：“陈毅将军眼光远大，不愧是大将风度，只是……”陈毅当即很不满意地对坐在一旁的肖望东说：“搞啥子名堂嘛!”陪同在侧听取意见的前线话剧团团长张泽易赶快记下了这句话。

　　到了最后一场戏，苏鲁皖游击副总指挥刘玉坤策划并指挥进攻新四军被打得焦头烂额，接到前沿军情报告恐惧地说：“陈毅到桥头了！”众人大惊，沉默静场，枪炮声频频传来，蒋、汪代表趁机夹攻：“看样子江州是绝对守不住了。陈毅这个人受共产党培养多年，在战略战术方面，都是很有一套的。在江南，连你们的顾祝同、冷欣都斗不过他，在苏北就更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时避战在外的总指挥刘世仪回到江州，为了保存实力主张向我军求和，正巧接到陈毅亲自打来电话，劝告“二刘”放弃内战、团结抗日，他意外而感佩地连声答应，在场众人惶悚不已。陈毅形象虽未在台上出现，却像真的一样依附于那架镶着金边的电话机直面“群顽”……台下陈毅再也坐不住了，突然站起来想走出去，肖望东一把拉住，轻声叫：“老总！”陈毅才慢慢地坐了下去。此时因剧情发展极其紧张，观众的注意力给抓得牢牢的，很少有人发现台下出现的这一情况。但张泽易却非常震惊，后来回忆这一瞬间还说：“真把我吓坏了，淌了一身冷汗！”

　　演出结束，陈毅上台接见演职人员，对大家付出辛勤劳动表示慰问后，转身对陪同的肖望东说：“你个肖望东，怎么能让剧本写出那些陈毅长陈毅短的台词来？你让我往哪里钻呀？我要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叫我脸红呀！请你和作者商量一下，一定要把这些话改掉。”

　　肖望东指着当时在场的编剧之一顾宝璋说：“他就是作者。”陈毅当年审查《南征北战》时与他认识，点点头说：“喔，老朋友！东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你是新四军的老兵，应该清楚嘛。要多歌颂党中央，歌颂毛主席，我希望全剧自始至终都不要提我陈毅的名字。”

　　陈毅的态度令编导深受感动，同时又很为难，因为剧中所写均是以史实为依据，正是陈毅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又“打”又“拉”、有礼有节，郭村保卫战才取得政治和军事双重胜利，而且已与全剧人物、冲突、情节、结构融为一体，无法从整体上轻易改动，几经考虑只好将陈毅改为“曾毅”。陈毅得知后仍不同意，专门向去北京开会的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当年直接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的张藩打招呼，重申戏中不要出现自己，后来在改编为电影时果然全部略去。

　　原型与片中人物的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刘世仪的原型、曾任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的李明扬提出过异议，他在看到拍成电影的《东进序曲》后，认为对其表现有“失实”之处，如他早年与毛泽东、周恩来相识并有交往，几次帮助过中共，而影片一点未提及，却将他定位于会玩手腕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代表；再如影片中的刘世仪的个头比他魁梧多了，身着毕挺的黄呢子将官制服，又蓄了两撇八字胡，言行举止拿腔作势，威风十足而又虚浮，而他当年在泰州是极少穿将军服的，多穿长袍或棉布军服，亦不佩中将衔，保持着农家子弟生活作风。李明扬在郭村事件后对新四军坚持苏北抗战有过帮助，1949年初又率部队起义，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这时已被委任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他一直与“不打不相识”的陈毅过从密切，因此特意来到陈毅家中诉说对《东进序曲》的“不快”。陈毅哈哈大笑，豪爽而真诚地说道：“师公（李明扬号师广），放电影嘛就由他去吧，故事有点出入也在所难免嘛，秀才文人编剧本拍电影未必清楚那段史实，我和很多同志就从没把你当外人看待，我们的交情还不够深吗……”李明扬听后不禁释然。

　　影片曾被禁锢10年之久

　　全军性的会演、调演所涌现的佳作，历来是八一厂拍摄影片的重要来源。将《东进序曲》搬上银幕，也是顺理成章之举。因该剧首次触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这样的题材，在艺术表现上也颇具独到特色，它的改编拍摄还得到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文艺界领导、专家的关注，在肯定该剧“有味道”、“看起来过瘾”的同时，要求进一步突出“谈判”、“舌战”的场面，夏衍还亲自逐字逐句修改剧本。

　　受命担任该片导演的华纯，刚刚跟随成荫拍完《万水千山》，将从中摸索积累的话剧改编电影、军事题材处理、战争场面拍摄等心得体会，用于首度独立执导的《东进序曲》之中。他与两位编剧一起，对原有将近三小时的舞台演出，按照一部电影应有的容量，精心进行包括集中、归并、精简、删削等必要处理，着重围绕争夺战略要地桥头镇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双管齐下”展开政治和军事两条战线斗争的描写，在艺术表现和风格把握上，保持和发扬原话剧“大处落墨，浓淡相宜，色彩鲜明”的特点，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紧紧交织，文谈武打、相映成辉。

　　对原有的黄秉光“舌战群顽”重场戏，影片也重新加工精心打造，使之成为凸显人物精神风貌的华彩乐章。

　　黄秉光形象的塑造成功，也得益于饰演者李炎的辛勤努力。影片中的主要角色除此之外，悉数由前线话剧团原班人马担当，他们大都艺术造诣深厚，又是轻车熟路，这对才走上银幕不久、又是该剧“新手”的李炎压力颇大，尤其是此前他虽在《县委书记》《金铃传》《江山多娇》等片中饰演的县委书记、残疾军人、解放军连长等角色，由于剧本提供的基础较差，加之表演不够松弛，缺少动人的光彩。他在该片拍摄中虚心请教、刻苦钻研，认真分析剧本，仔细揣摩角色在各种不同场合所应有的声音、笑貌、举止、风度，与其他演员默契配合，以其富有感情色彩的深邃目光、善于变化的浓重眉宇、气质独特的浑厚音色、英武逼人的强干形体，栩栩如生地表现了黄秉光作为新四军优秀政治指挥员面对刀丛剑棘的浩然正气和卓越胆识。

　　对敌方营垒人物的塑造同样很为讲究，在着力刻画内心活动的同时，赋予他们鲜明而显著的外部特征，如老谋深算的刘世仪装束整齐，粗野骄横的刘玉坤腕套佛珠，行武出身的周明哲打着绑腿，国民党参议蒋公任身着长衫，汪伪汉奸汪光夏则穿西装打黑领结并蓄“仁丹胡”，特务段泽民是个手持文明棍的瘸腿，颟顸“草包”贺老五手持双枪等，以与之相应的个性化造型强化各自的典型意义。

　　影片上映后得到了观众好评，曾获总政治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但在“文革”中却被扣上“宣扬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丑化人民军队”等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被禁锢十余年之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获公映。

　　(朱安平 来源:大众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