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成功入主白宫，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是近年来最具草根魅力的政治领袖，他的魅力来自何处，读完这本奥巴马亲笔撰写的传记，读者也许就有了答案。

　　[上期回顾]

　　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长途电话，告诉我，父亲去世了。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

　　父亲用他的名字为我命名

　　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已经开始与那个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谈恋爱了。无需任何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照片会被藏起来。但是偶尔，曾经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在散发出灰尘味和樟脑球味的破旧相册里，我一面仔细端详着父亲——露出灿烂笑容的黑色面孔、突出的前额和一副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一面还听着母亲独自讲着他生平的事情。

　　我知道，他是一个非洲人，属于肯尼亚卢奥部落，出生在维多利亚湖畔一个叫阿兰戈的地方。村庄很贫穷，但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侯赛因·安扬高·奥巴马，是一位出众的农场主，他是部落里的长老，同时也是一个会看病的药剂师。我的父亲从小帮他的父亲放羊，长大后就读于英国殖民机构在当地设立的学校。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最终赢得了去内罗毕进修的奖学金；接着，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他被肯尼亚领导人和美国赞助者选中，前往美国大学深造，成为第一批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非洲而到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用这些先进技术建设家乡的非洲人之一。

　　1959年，二十三岁的他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成为那所大学里第一位非洲学生。他主修计量经济学，经过极其专心的攻读，三年后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广交朋友，协助成立了国际学生协会，并担任了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次俄语课上，他邂逅了一位羞涩腼腆的美国女孩。她仅仅十八岁，后来他们陷入了爱河。女孩的父母起先非常谨慎，但最后还是为他的魅力和聪慧所折服；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她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次是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上新家庭一同前往。接着，分别的时刻来临了，他回到非洲去履行对那块大陆的承诺。母亲和孩子则留了下来，尽管距离遥远，但爱的纽带却不会因此而中断……

　　外祖父母居然同意了母亲的婚事

　　我的父亲跟我周围的人看起来完全不同——他黑得像煤炭，而母亲却白如牛奶——那时并没有太多地引起我的注意。

　　事实上，我只能确切回想起一个跟种族问题相关的故事；随着年岁逐增，它就更经常地被提起，似乎这个故事浓缩了我父亲生平德性诉说的本质。

　　故事是这样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我的父亲和外祖父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一起，在当地一家海滩酒吧里聚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听着调子和缓的吉他乐，吃吃喝喝。突然，一个白人用在场每个人都能听到的音量，对酒吧招待宣称，他不能“坐在黑鬼旁边”品尝佳酿。酒吧里顿时安静下来，人们都看着我的父亲，觉得他们要打上一架了。然而，我父亲站起身，走向那个人，面带微笑地给他上了一堂课，一堂关于固执的愚蠢、美国梦的承诺以及每个人都享有人权的课。外祖父说，“巴拉克讲完之后，那个小伙子羞愧难当，他当场从口袋里掏出一百美元给巴拉克，付了那晚我们所有的酒水费和小吃费，剩下的部分还够你父亲那个月余下的租金。”

　　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且和其他的故事一样，渐渐地被我淡忘了。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日裔美国人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我父亲在夏威夷时的同学，如今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执教。他非常和蔼可亲，又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一丝不好意思；他解释说，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对我的采访，一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回忆立刻涌上心头。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他也提起了那个我外祖父曾经讲述过的故事，一位白人想要用钱获得我父亲原谅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那人在电话里对我说。

　　“种族通婚”这个词扭曲、丑陋，就像“战前状态”或者黑白混血儿一样，预示着一种畸形的结果。它勾勒出另一个时代的景象，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充斥着马鞭和战火，到处是枯萎的木兰花和倒塌的门廊。然而直到1967年——那一年我度过了六岁生日，那一年吉米·亨德里克斯正在蒙特里指挥表演，那一年金博士（马丁·路德·金）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三年了，那时美国人已经开始对黑人要求平等的呼声感到厌倦，以为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美国最高法院才宣判弗吉尼亚州对种族通婚的限制违反了宪法。1960年，也就是我父母结婚的那一年，在半数以上的州里“种族通婚”仍然是重罪。但对那些少数支持国民权利议程又毫无见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报复工具。

　　当然如此——但是，你会同意你的女儿和一个黑人结婚吗？

　　我的外祖父母同意了这件事，不管同意得多么勉强。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我永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同意。

　　外祖父带着外祖母私奔了

　　图出生在一个声名良好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在整个大萧条阶段拥有稳定的工作，在斯坦福油田负责石油业务。她的母亲在生孩子之前，曾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他们的房子一尘不染，通过邮件订购名著；他们阅读《圣经》，通常避免去野外露营，他们重理性，轻激情，保持克制。

　　我外祖父的境况却要糟糕一些。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抚养他和他哥哥长大的祖父母虽然并不富裕，但他们是正派的虔诚浸礼会教友，在威奇托周边的石油开采基地工作，并以此来养活整个家庭。然而，外祖父却有些放荡不羁。

　　他十五岁的时候因为打了校长的鼻子而被勒令退学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靠打零工为生，跳上前往芝加哥的列车，又去过加利福尼亚，后来他回来了，过着充满了月光、纸牌和女人的风流生活。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他非常熟悉威奇托，那时他的家庭和图的家庭都搬往那里，而图并不讨厌他。当然，图的父母相信他们听到的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强烈反对这段刚刚开始的恋情。图第一次把外祖父带回家见家人时，她的父亲看了一眼外祖父乌黑向后梳理的头发和永远自信的笑容之后，毫不掩饰地发表了他的看法。“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

　　外祖母并不在意。对她来说，高中教育足以养家糊口了，而且她早已厌烦了“社会地位”这回事，而外祖父肯定让她眼前一亮。我有时想象着，在战前的那些年代，在每一个美国小镇里他们的样子，他穿着宽松的裤子和浆硬的汗衫，头上戴着宽檐帽，递给伶牙俐齿的她一支烟，而她涂着厚厚的口红，头发染成金黄色，修长的腿漂亮得可以给当地的商店做模特儿。他给她讲述那些大城市的事，望不到头的高速公路，他如何从空旷而尘土飞扬的平原迅速逃离，在那里伟大计划就是找到银行经理人的工作；在那里娱乐代表着一杯冰淇淋苏打水和一场星期天的音乐会；在那里恐惧和贫乏的想象扼杀了梦想，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将会在哪里结束生命，谁会把他埋葬。

　　他们就在珍珠港受到轰炸的时候私奔了，我的外祖父被应征入伍了。我母亲在外祖父的扎营地出生；外祖母在一个轰炸机装备线上做工；我的外祖父跟随巴顿的军队踏上了去法国的征程。

　　还没来得及真正参加一场战役，外祖父便从战场上回来了，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根据《退伍军人法案》，他进入了伯克利大学。但是课堂根本无法容下他的雄心壮志和旺盛精力，于是他们再次搬家了。起先是回到堪萨斯，接着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些小城镇，最后到达了西雅图，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我母亲读完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