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风雨兼程中形成的60个深具历史社会意义的地标，回顾了这些历史记号凝固、升华的过程，勾画出共和国蜿蜒前进的足迹，以及坎坷中仍昂首奋进的历程。

　　60年，意味着一个甲子结束，新中国历史的首卷已然付梓；60年，也意味着另一个甲子的开始，一轴新卷正徐徐拉开。

　　[上期回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围绕着北京城如何规划，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们展开了争论。其中长安街沿线规划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长安街和北京城的规划几乎决定了全国各地城市如何规划，他们在建筑风格、大马路策略等问题上纷纷效仿。

　　一

　　竣工于1968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新圣地。南京长江大桥位于长江下游，南京市西北面的长江上，连通市区与南京浦口区，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1968年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竣工，上层公路桥长4589米，车行道宽15米，可容4辆大型汽车并行，两侧还各有2米多宽的人行道；下层的铁路桥长6772米，宽14米，铺有双轨，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其中江面上的正桥长1577米，是中国桥梁之最。正桥的路栏上，公路引桥采用富有中国特色的双孔双曲拱桥形式。公路正桥两边的栏杆上嵌着200幅铸铁浮雕，人行道旁还有150对白玉兰花形的路灯。大桥南北两端各有两座高70米的桥头堡，堡内有电梯可通铁路桥、公路桥，桥头堡上有瞭望台，堡前还各有一座高10余米的工农兵雕塑。建成在那个年代的南京长江大桥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到南京的游客，无不到南京长江大桥上摄影留念。它也被视为“金陵四十景”之一。

　　2006年，一场关于南京长江大桥是否应该被炸掉的争论再次出现在媒体和互联网上。

　　一时之间，关于改造南京长江大桥的各种方案纷纷出现在媒体上，有专家建议部分拆除长江大桥上水最深、可以通行万吨船舶的几个桥墩，然后将这一段的桥面改建成可以折叠打开的；也有建议将主桥拆除，留下南北引桥以及桥头堡，改建成桥梁博物馆的。这两种方案的目的都是为了至少保留南京长江大桥上的一部分，作为历史纪念。而反对拆桥的大多数意见，除了考虑到这座桥兼具公路、铁路运输功能之外，还有南京长江大桥的特殊历史意义。这也正是南京长江大桥拆桥之说每次出现，都能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这座大桥身上凝聚了众多中国人的记忆和历史自豪感。

　　这座大桥从1960年1月18日正式动工，修建了将近8年，1968年9月铁路通车，12月公路通车。它是中国人自行设计的第一座双层双线公路铁路两用桥，也第一次贯通了沪宁、津浦铁路，还曾经作为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它的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9米。

　　南京长江大桥的总设计师梅旸春，1934年曾经接受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聘请，担任第一座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杭州钱塘江桥的正工程师。此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江西人梅旸春在1923年被公派出国，毕业后曾经在美国桥梁公司工作过。但是却因为网球打得好，工作也出色，被人误认为是日本人。深受刺激的梅旸春于是在1928年回到国内，致力于中国的桥梁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梅旸春留在大陆，随后出任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在技术上负责武汉长江大桥的勘测设计和施工工作。

　　二

　　新中国成立伊始，包括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内的建筑师们认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同著名的梁陈二公相比，梅旸春的幸运在于他没有活到自己被否定的那一天。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之后，梅旸春就得到了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机会。他的职务是总工程师。

　　《光明日报》关于梅旸春和南京长江大桥的一篇报道说：“建设以很快的速度进行着，工程上并没有太不顺手的事，可是国家遇到了困难。由各种因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工程奉令延缓。此时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士气正盛，设备齐全，材料充足，梅旸春虽高血压发作，却心急如焚，奔赴北京铁道部申诉，希望不要放慢建桥步伐。然而客观形势摆在面前，局部必须服从整体，桥梁建设终于放慢下来。这一次延缓，使他未能亲手完成这一伟大的建设，这是他意料不到的。”

　　“经过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三年困难很快就被克服了，工作又有了生机。年逾花甲，已与家人分居在工地战斗了4年的梅旸春，重新焕发出活力。可惜年事已高，加上患高血压，紧张的工地生活，对他的疾病是不利的。虽几次发病，但他却仍策杖而行，仍主持会议，到现场视察和安排工作，直到病倒在他办公室隔壁的单人卧室之中。”

　　梅旸春病倒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当时负责南京长江大桥工程的铁道部。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和副部长武竞天都指示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这位工程师。从空军调配的飞机将北京和上海最著名的脑血栓病专家送往南京,他的妻子和儿女也都从北京赶到南京。此后梅旸春的病几经波折,“同事们亲切的关注,竟把心力交瘁的梅总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但已瘫痪不起。当1962年早春梅花开放的时节,他居然又能坐起来了。有了一些精神,又向往着热火朝天的工地。他醉心工作,没有对人生最终的归宿作认真的思考和准备。趁他病情有起色,组织决定送他回北京休养。行前,满足他所提出的愿望,再往南京长江大桥工地一观。谁知,因情绪激动,晚间脑病复发,抢救不及,紧握其夫人之手而与世长辞”。

　　只是后来的人们不知该为梅旸春感到幸运还是悲哀。南京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也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桥梁专家之一的李国豪，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身陷监牢。比梅旸春年幼13岁的李国豪有留德背景，少年得志，博士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一发表，就在桥梁工程界引起极大反响，26岁的李国豪以“悬索桥李”而在业界名声大噪。但是李国豪后来却只能从监狱中听广播，来获知他担任技术顾问的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来被人反复提及的是，李国豪在随后一年的隔离审查和监禁期间，利用报纸的空白处进行草稿运算，完成了大桥振动的初步理论研究，并且随后还用最原始的方法偷偷制作出桁梁桥模型，他想以此来解决桥梁晃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那天出现。

　　三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带给当时的中国极大的自豪感。建桥的最后28天大会战，有10万多名志愿者从全国各地涌来，“到大桥去义务劳动”是当时最值得称道的事情——其中一个因素或许是当时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新华社在1968年12月29日的电讯中写道：“在亿万军民热烈欢呼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的大喜日子里，从扬子江畔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工人阶级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高速度、高质量地在1968年12月29日，胜利地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公路桥。至此，我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最大的现代化桥梁——南京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提前建成通车……广大工人群众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桥史就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史、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长江大桥是国家领导人陪伴来访的国外领导人的必到之地。周恩来因此要求南京长江大桥上使用的路灯必须是和天安门广场一样的玉兰花灯。他总是对前来参观的外国领导人说，新中国的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另外一个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也是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尼克松问周恩来，每天要有多少人从大桥上经过，周恩来回答说，5个，工、农、兵、学、商。

　　南京长江大桥的照片也出现在两角人民币的背面。只是令更多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篇小学的课文，这篇名叫《南京长江大桥》的课文往往被小学的语文老师要求背诵：“清晨，我来到南京长江大桥。今天的天气格外好，万里碧空飘着朵朵白云。大桥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十分壮丽。波浪滚滚的江水中，9个巨大的桥墩稳稳地托住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