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取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风雨兼程中形成的60个深具历史社会意义的地标，回顾了这些历史记号凝固、升华的过程，勾画出共和国蜿蜒前进的足迹，以及坎坷中仍昂首奋进的历程。

　　60年，意味着一个甲子结束，新中国历史的首卷已然付梓；60年，也意味着另一个甲子的开始，一轴新卷正徐徐拉开。

　　[上期回顾]

　　1955年的一江山岛登陆之战在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中国军队现代化作战上都有标志性意义。此后，台湾海峡虽然数次陷入危机，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终都获得解决。

　　一

　　长安街修建于明朝永乐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年），与北京皇城同时修建，是明代北京城规划的重要部分。它是北京市的一条东西轴线，老长安街东起建国门，西至复兴门，号称“十里长街”。“十里长街送总理”就发生在这条街道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围绕着北京城如何规划，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政治家们展开了争论。其中长安街沿线规划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长安街和北京城的规划几乎决定了全国各地城市如何规划，他们在建筑风格、大马路策略等问题上纷纷效仿。长安街几乎是中国最重要的街道，而它和它沿线的规划也决定了中国大多数城市主干道和主干道沿线的模样和功用。

　　1949年，33岁的建筑师陈占祥抵达北京。他身材瘦削，戴一副眼镜，一口宁波话，英文讲得比普通话好，尽管年纪轻轻，但已经颇负盛名。据说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有一次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如果陈占祥名声这么大，我们应该早就听说过他才对。”林洙于是告诉费慰梅陈占祥的英文名，费慰梅听完后，叹道：“原来是他呀！”

　　陈占祥曾有机会离开大陆。据说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那一夜，上海的夜空中回旋着贝多芬的交响乐。在上海衡山路上的住所内，陈占祥在窗边看到这些士兵宁肯在大雨中休息，也不愿扰民，一时激动得眼泪直流，当时就把离开的机票撕得粉碎。极为欣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支持他留在中国，并北上京城的举动。因为，对于阿伯康培而言，这里，将会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天堂，正如苏联那样。土地国有政策和一个强大的政府，足以保证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设想得到满足。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建筑师都无法拒绝这种诱惑：有人可以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邀请陈占祥到北京的，是梁思成。已经近50岁的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建筑学者和最知名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在攻打北京城之前，派人潜入城内，请梁思成标出需要保护的建筑，表示即使有所牺牲，也要避开对这些建筑物的炮火攻击，这让梁思成深为感动。另外一件打动梁思成的事情是彭真，中共的一个高层竟然能够熟练引用梁启超的作品内容，这让梁思成大吃一惊。

　　梁思成的热情还有出自职业的原因，“梁思成之所以对聂荣臻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建设抱有如此热切的希望，根源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以及在中国即将获得这种政策所可能赋予城市规划实施的有力保障。”梁思成的传记作者窦忠如说。

　　二

　　但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北京城规划的第一役就已经败北。这场战役围绕着一条著名的街道进行：长安街。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在哪里建设自己的都城。在北京这个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新的政权应当选择在哪里安置自己规模庞大的办公机构？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主张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安置政府机构，以达到保护古都的目的。而苏联建筑师和随后的中国建筑师华揽洪却主张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新城市。这场冲突日后广为人知，伴随着一片扼腕叹息之声。

　　在经过了数次辩论和努力之后，“梁陈方案”终于作罢。来自苏联的建筑师以莫斯科为模板，为一个古城设计了未来。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在《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是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

　　于是，规划按照苏联专家的提议施行，沿着长安街修建新的行政用房。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反对无效，尽管日后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反对理由充分：“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

　　无论这个决策正确与否，它让长安街继续成为中国最著名的街道。沿着长安街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建筑。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不断改建的天安门广场等。其中人民英雄纪念碑正是梁思成、陈占祥和林徽因的作品，它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第一座建筑。随后改建和重建的天安门城楼和城楼面对的天安门广场一直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正是从北大红楼向天安门广场推进；1949年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后最重大的国事活动、阅兵和庆典都在这里举行。1959年8月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则是新政权权力的象征，历届的人大、政协会议和重大国事活动都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正是因为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长安街被当成一条政治意味极浓的街道。几乎每天都有人群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国旗护卫队举行的升旗和降旗仪式。当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之后，无数人买票登上天安门城楼，模仿毛泽东的样子挥一挥手，拍张照片；新富起来的企业家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和会议，享受以往只有国家政治领导人才能享受到的环境和美食。

　　长安街上的大规模修正建设几乎从没有停止过，上世纪50年代长安街沿线建成了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内贸部办公楼、北京饭店西楼等建筑；接下来的60年代和70年代建设倒是停滞了，但这只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停滞状态；随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每一次北京城市总体建设规划方案的修改，长安街的规划和建设也都要随之调整。上世纪80年代沿长安街建成了中国工艺美术馆、民航营业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北京音乐厅、中国社科院、国际饭店、国家海关等。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知名建筑则包括长安俱乐部、中粮广场、恒基中心、交通部、东方广场、国际金融大厦、北京图书大厦、中国银行等。

　　人们仍然认为长安街是中国政治和文化意味最浓厚的大街，却没有注意到，在这条街道的两侧，出现的商业知名建筑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认为应该在未来的长安街规划中增加类似于博物馆、大剧院这样的文化建筑，减少像银行总部、大型商厦这样的商业性建筑。

　　除了对长安街上建筑的争议之外，被很多城市规划师批评为“引起了交通障碍和沿街商业凋零的大马路模式”也起始于长安街，或者至少被长安街加强。新华社记者王军就是“长安街式大马路”的批评者：“长安街以120米的宽度东西横贯北京市中心，道路两侧禁止机动车停靠，车流奔腾。路旁一个宣传牌向行人发出警告，‘进一步将受到谴责，退一步将得到尊重’。在这样的大街上，徒步穿行是危险的。1957年北京市政府在讨论长安街宽度的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说：‘短跑家也要11秒，一般的人走一趟要1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如今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已建成不少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行人如不选择‘上天’或‘入地’的穿行方式，执意在路面横穿，则被视为不文明，更严重的是，这可能是一种‘要命’的行为。”

　　尽管长安街的不断拓宽正是为了解决交通不畅的问题，只是这种“宽而稀”的路网，更造成了今天北京交通的困境。而西方发达国家‘窄而密’的道路，反而因为路网密集，大量单行道的存在，被如今的城市规划师赞赏。

　　如今的长安街景象早已不是当年梁思成、陈占祥等所能想象的。而批评者仍然无数次引用梁思成和陈占祥当年的言语和思路，比如梁思成主张建筑应当考虑同周围环境的融合，反对大马路方针，以及主张对旧城墙和城楼城门进行保护——这些城墙城楼都在长安街的扩建过程中被拆毁，但城市却仍然在继续“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