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 56岁 工程师

　　父亲去世已近五十年了，他的骨柩安葬在苏北老家。最近，我率妻携子回到父亲的墓地寻觅，掬一把父亲坟前的土，献上我半个世纪的思念和愧疚，那四周郁郁葱葱的青松陪伴着父亲。我想，父亲您是不会寂寞的。

　　我上课的时候，父亲去世了

　　一九六年六月九日下午，我正在户部街小学上一年级，突然邻居小孩魏金宝在窗外叫我，说我家出事了。我急忙跑回家，家门前停着一辆乳白色的救护车，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煞白，穿白大褂的人紧张地忙碌着。不一会儿，一个戴眼镜的人把手一挥：“没希望了，准备准备吧。”一会儿又开来一辆墨绿色的三轮摩托，父亲被放在担架上抬出了屋子，母亲呼天抢地地扑了上去，像是要抓牢父亲不让他离去。

　　周围是一片惋叹声，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感到很害怕，胆怯地蜷缩在桌子的旮旯旁，我竟然没有哭，也不懂母亲为什么那么悲伤，父亲为什么不说话呢？我一点也不知道,从此我就永远失去了父亲。

　　阴错阳差，父亲和部队失去联系

　　据叔叔讲，爷爷祖籍原在安徽一风景秀美的山区，家中还有一座祠堂，名为“百忍堂”。由于战乱，爷爷迁移到苏北宝应地区，在一家作坊里帮人管账，收入菲薄。我大伯智障，排行老二的父亲七岁就被送到杂货店当学徒。那时学徒就是被当佣人使唤，除了店里的活，在家还要替老板娘烧茶、倒水、擦地、倒痰盂。稍大一些，老板就带着我父亲出门进货了。

　　后来爷爷生病失去了工作，家中越发困难，父亲挤出时间，向爷爷学了基本的会计常识，自己又经常琢磨，每天忙到深更半夜，二十多岁时，他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会计了。

　　当时有一位姓孙的亲戚在八路军阜宁县政府任职，他介绍父亲到县政府后勤部一油坊上班，孙爹爹是总经理，父亲是总会计，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把油坊的生意搞得红红火火，经常受到上级的表扬。

　　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爷爷去世了，按老家的风俗，大伯智障不能张罗，只有我父亲出面料理。父亲本不想回去，可奶奶一个妇道人家几次带信，父亲是个孝子，他只好向组织请假回宝应料理爷爷的后事。就在父亲尽孝期间，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转移了，不久就听到了大军渡江的消息，孙爹爹他们雄赳赳地来到了南京，而父亲却留在了老家。

　　后来，已在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任领导的孙爹爹，写信邀请父亲到南京，父亲带着奶奶、二个叔叔和我们母子共九口人到了南京生活。

　　父亲鼓励我提早上学读书

　　来南京后，父亲考虑要有技能才能生存，他先后培养二个叔叔分别考上外贸、财会学校，后来叔叔们都找到不错的工作。父亲让母亲进了缝纫学校，自己又专门读了财会专科，有一次我看见贴有父亲相片的毕业证书上的“政治经济学、数学、国文”等课目的成绩都是90分以上。母亲后来到缝纫社上班，父亲在中央商场找到了工作。

　　每天晚上，父亲都在桌子前看书、算账，我有时会凑上前去，他抱起我坐在他腿上，教我拨算盘、背口诀。我五岁那年，哥哥姐姐都上学了，我也很想去，就天天跑到学校，骑在门口的石礅子上等哥哥姐姐放学，父亲见过几次。他和母亲商量让我早读，并自告奋勇地带我到学校应考。

　　我顺利地写出父母和自己的名字，算术题也不是问题，老师最后拿出一大一小两只墨水瓶，小瓶内有大半瓶墨水，我稍加思考就说小瓶重，老师满意地在成绩表上打了五个钩。

　　等在外面的父亲闻讯，高兴地抱起我，在我脸上用力亲了一下，那坚硬的胡须扎得我好痛，可我的心里却十分快乐。

　　病中的父亲分了一块鸡翅给我

　　父亲很忙，经常天一亮出门，很晚才回家，我们有时几天都见不到他，可到了难得的休息日，父亲会用老式的铜盆盛上满满一盆热水，替我们哥姐四个一一洗头、洗脖子。

　　三哥长身体了，他总也吃不饱，一次他见到大铁锅里还有一些锅巴，使悄悄溜进厨房拿了一块，奶奶赶来一巴掌，说这是你爸的晚饭，逼着三哥把锅巴放回去。父亲回来听说后，就搂了搂三哥，并把自己的锅巴烫饭给三哥吃。

　　一次，我班最顽皮的姚同学从背后摔我一跤，小腿骨裂有十多厘米，父亲背我上医院打了石膏，并嘱咐不能上学的我在家自学，不懂就问他。后来我稍稍好些，他就每天背我上下学，他那瘦削的肩膀担着我的身体，那感觉至今清晰地存在。

　　一年级下半年，我光荣地入队了，当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回家向父母报告时，当时已生病的父亲吩咐母亲，从亲戚送来的鸡汤中盛了一小碗汤，还夹了一块鸡翅褒奖我，我自小到大，从来未吃过如此鲜美的鸡汤。

　　善良的父亲乐于助人

　　父亲很忙，但他很热心，我们住的院子是一套木结构的老楼，堂屋的门高近四米，上面全是一格一格的窗，大多数玻璃均已损坏，每到临近天冷，父亲都从外面捡回一些牛皮纸，用点面粉打成稀糨糊，在桌上架二层方凳，独自爬上爬下，忙乎一整天，吃力地把每一个窗口都用纸糊好，使全院人免受风寒之苦。

　　看到院子孩子多，没什么玩具，他偶尔会买点次品的板球拍、跳绳等让大家玩，我有时小心眼想独自玩，父亲告诫我，大家玩玩也玩不坏的，小朋友要团结友爱嘛。

　　有一次，父亲下班经过中华剧场时，看到两个三轮车工人在打架，其中一人头被打得鲜血直流。父亲拨开围观的人群上去询问，原来是其中一人借二丈四尺布票无力偿还。父亲竭力劝阻他们，并承诺相帮，他急匆匆跑回家取了家中所有的布票送给那名素不相识的工人，平息了他们的纠纷。事后母亲埋怨他说：“俺几个小孩不要穿啦？”父亲憨厚地搓搓手说：“我就是看他们蛮可怜的。”

　　父亲的坟消失在书声琅琅的校园里

　　父亲的骨柩安葬在苏北老家的一无名小山边，只是用土堆了一个小小的土包，既无水泥砌筑的墓室，又无碑刻的墓志铭，仅有一块薄薄的青石板，孤零零地立在极不起眼的坟前。

　　一九七年我刚工作时回去过一次，当时还健在的外婆领着我去父亲的坟上祭扫。由于岁月的侵蚀，坟上长满了杂草，坟头也变得低平，我在坟前栽了一棵小松树。

　　一晃又四十年了，最近，我率妻携子，来到父亲的坟前寻觅。

　　这里早就成了一所小学，一座乳白色的教学楼迎面耸立，楼前排列着整整齐齐的绿松，宽阔的操场上,五星红旗高高地飘着。老门卫告诉我们，这里确实是一片坟地，后来平坟建校了，至于那些树嘛 ，大多数是后栽的，也有原来种的。

　　我们带着孩子来到最粗的那棵松树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每人在树下掬起一把家乡的土，那土黄黄的、粘粘的，微凉而湿润，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松树气息。

　　我想：父亲，有那么多挺拔苍翠的青松陪您，有那么多天真活泼孩子的书声、歌声伴您，您是不会寂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