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集团总经理向文波1月16日宣布，集团董事长梁稳根今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而对于普通员工，集团承诺“不裁员、不减薪、不接受员工降薪申请”，并拟出台“特别奖励”政策激励员工。

　　（1月19日《人民日报》）

　　我们一直在提倡企业社会责任，但长期以来，纸上谈兵的多，真刀实枪操练的少。在金融危机下，很多企业不是裁员就是试图给员工减薪，我们更多的是隔着遥远的太平洋看着大洋彼岸的企业高管给自己降薪，但很少看到我们的企业高管拿自己“开刀”。三一重工让人眼睛一亮：原来我们的企业里也不乏“社会责任”这种高尚的道德因子。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财富分配状况是“财政富有，民间相对贫弱”、“企业管理层富有，而普通职员阶层贫弱”。即使与邻邦印度相比，他们的薪酬占GDP的比重也比我们高，同时，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比我们小得多。在我们的很多企业，高层与员工的薪水差距可能达到几百倍。甚至很多垄断国企的高管，也昂昂然凭着垄断地位拿与其贡献远远不相符的高薪。在此背景下，三一重工首先拿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开刀，的确有着不一般的见识和胆略。

　　尽管一个好社会的标准多种多样，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评价，但我以为，一个好社会的基本标准之一，便是有能力有实力的人，亦即社会上各个层面上的强者应该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危机来临时更是如此。比如经济不景气时，积极财政政策以及政府保障、投资支出增加而税收减少。在企业内部亦如是。如果一味把责任往下推，动辄对普通员工实施裁员或降薪措施，只会使占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购买力越发下降，从而使内需进一步收缩，反过来使更多的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形成恶性循环。

　　道理很简单，谁都懂，但真正敢于拿出行动的，还是需要颇高的道德自觉和勇气、以及面对未来的长远目光。就像福特公司老板当年认为，应该让自己的员工都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所以应该给员工高薪一样。一个对员工有凝聚力的企业，员工将会死心塌地地忠诚、效力于它。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作出了一项举世瞩目的决定，将工人的日最低工资提高到5美元，远高于2美元的平均水准。后人评价说，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对美国乃至现代西方世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它极大地增加了员工的归属感。在实施“新政”之前，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作队伍变更率高达380%，而在5美元新政之后，劳动力的变更率降低了90%，旷工率更是从10%降到了0.3%。更令福特惊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被吸收进厂，对福特公司的技术进步意义重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教授曾指出，日本公司采取终身雇佣，老板知道无法解雇工人，因而就围绕着工人一生的生产能力来对之进行培养。即使在经济不景气，工人手里没活干时，公司也不解雇员工，而是把闲着没事的工人组织起来培训：怎么更安全地操作生产工具、怎样提高产品质量等等。他们干这一切，都是拿着全薪。美国老板则一停产就解雇工人。结果，日本的劳工素质高于美国，其制造业也更有竞争力一些。

　　也许，在企业和社会发展的诸多秘密中，有制度的秘密、管理的秘密、资本的秘密，同样还有人力资本的秘密,但善待员工，进而形成坚韧的凝聚力，恐怕也是使自己未来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吧。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