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12日，眼见大势已去的戴季陶，在广州选择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人生。4月3日，戴季陶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如今，戴季陶的墓地已经被转移到成都市区东北部的昭觉寺内。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原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的戴墓，今天会坐落在昭觉寺内呢？这便引出了本文要披露的有关寻找戴季陶遗骨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秘闻。这段秘闻，与蒋介石的二儿子蒋纬国有关。

　　成都昭觉寺内的戴季陶墓

　　成都昭觉寺坐落于成都市区东北，素有川西“第一禅林”之称。寺中殿字规模宏大，林木葱茏，为成都著名古刹之一。走进寺内，过虔心亭、天王殿，再经地藏殿，眼前便呈现出雄伟的大雄宝殿。再折向东行，来到了供奉千手千眼观音的圆通宝殿。此殿的北面，就是昭觉寺的塔林。在这片绿树掩映的塔林之中，细心的人会发现，著名的民国政治人物，国民政府考试院长戴季陶的墓就坐落在此中一隅。

　　戴季陶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9米，东西宽约3米。墓后立有塔形墓碑，碑面贴大理石，碑上部有屋檐式攒尖顶，覆琉璃瓦。碑正面嵌汉白玉，上刻碑文。碑文正中为阴刻篆书大字两列：“吴兴戴传贤季陶先生之墓、德配钮夫人有恒合葬于此”。

　　旁有楷体小字： “后学秦孝仪薰沐书石”；最左小字为：“岁次庚午春吉孝孙大成、南基奉灵火化迁葬立碑本支百世虔祷”。

　　戴季陶，谱名传贤，字季陶，笔名主要有天仇，信佛后有法号“不空”。祖籍浙江吴兴，他1891年出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在成都求学，14岁留学日本。作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戴季陶做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又紧随蒋介石，成为蒋的忠诚谋士。1949年2月12日，眼见大势已去的戴季陶，在广州选择自杀终结了自己的人生。戴去世后，国民政府举行了公祭。祭毕，灵柩由专机载运飞往成都，其子戴安国奉柩一同返川。3月31日，蒋介石颁发国葬令。

　　戴季陶与蒋纬国的父子关系之谜

　　1988年，时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的李赣驹先生访问美国，访问期间通过特殊的管道与台湾的许多老朋友建立了联系。李赣驹是辛亥元老李烈钧将军的公子，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曾担任过冯玉祥将军的秘书，与台湾国民党的高层渊源颇深。在此次重新联系上的“老朋友”中，就包括了蒋介石的二公子，时任台湾陆军二级上将、“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的蒋纬国。李赣驹回国后不久，蒋纬国便派友人祝康彦来沪找到他，托付他办一件非常重要而又秘密的事情，就是寻找戴季陶的墓址所在。

　　那么，蒋纬国又为何要寻找戴季陶的墓呢？原来，戴季陶才是蒋纬国的亲生父亲。这件事坊间数十年来流传甚广，笔者采访李赣驹先生，他表示根据他的了解，蒋纬国出生于日本，婴幼回国，一直由蒋介石的侍妾姚冶诚在苏州抚养，成年后才回到蒋介石身边。

　　蒋纬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世表示怀疑，大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1940年从德国留学回国，他在重庆看到一本美国作家约翰·根舍所写的《亚洲内幕》，其中有根有据地写到蒋纬国不是蒋介石之子，《内幕》称蒋介石在日本与戴季陶共居时，戴季陶结识了当地的护士重松金子。交往之下，金子怀孕了，并且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子，这个儿子便是蒋纬国。金子生下蒋纬国几年就过世了。因为生父戴季陶的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如果知道丈夫出轨的话，就要闹翻天了。戴季陶所以就瞒着她，和好友蒋介石说，由蒋认子。

　　看到这里，蒋纬国大惊失色，从此要弄清自己的身世。当然，他不敢直接问蒋介石，但有一次他壮着胆子问了戴季陶。戴季陶起初否认，但拗不住纬国的一再追问，只得说：“你自己平时照照镜子吧，看看跟谁比较像。”如此，蒋纬国也就心知肚明了。

　　大约在1950年前后，台湾有人发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血型是O型，而蒋纬国则为不同血型。于是有人深究起来：蒋纬国究竟是不是蒋家的骨肉呢?尽管从医学科学角度看，光凭血型的不同并不能证明出什么。然而，“蒋纬国与蒋介石不同血型，而与戴季陶之子戴安国同血型”之说不胫而走。到台湾后，蒋纬国的仕途也一直不顺，他由少将升中将，大约隔了8年，由中将升上将竟等了将近15年之久，其中缘由颇令人费解。

　　1975年，蒋介石撒手西去。一时间“蒋纬国姓戴不姓蒋”之论又成为朝野乃至社会大众谈论的热门话题。

　　1996年，在蒋纬国迈入80大寿之际，蒋纬国接受《联合报》记者汪士淳近40次采访，而后整理成《千山独行——蒋纬国的人生之旅》一书，他明确承认，他是戴季陶与重松金子之子。1989年1月11日，蒋纬国以《蒋经国总统逝世一年来的感受》为题在台北发表演讲，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身世。蒋纬国说，就他而言，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季陶，“做谁的儿子，我都愿意”。

　　寻找戴季陶遗骨

　　蒋纬国通过私人代表祝康彦来沪，托付李赣驹寻找戴季陶遗骨后，李赣驹十分重视，马上向时任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斯德请示，获首肯后，便由上海有关单位出面向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公安厅等请求协助。

　　经四川方面查明，戴季陶1949年自杀后，确实与夫人钮有恒合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太夫人墓地，但后来戴氏墓地就被征用兴建成都中医学院，戴季陶和他的夫人、母亲的棺木被移葬于城郊罗家碾的一个竹园里。“文革”前，坟墓被盗掘，后来连同竹园也不复存在了。时过境迁，四川省公安厅表示戴季陶的墓连同遗骨已无处可寻。

　　虽然希望渺茫，但李赣驹和上海有关部门并未作罢，在分析了情况线索后，大家认为既然发生过盗墓，就一定有盗墓人，找到这个盗墓人，也就可以找到遗骨的下落。于是，上海市公安局派出5名有经验的侦查员，由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陆玉贻、联络处干部马铭德陪同，专程赴成都查询。

　　到了成都后，在四川同志的配合下大家马不停蹄赶往戴季陶移葬处，此时正在进行公路建设，居民已基本动迁安置别处，只剩下一个钉子户，户主是40多岁的男子。据当地人反映，此人平时游手好闲、胡搅蛮缠，口碑很差，“文革”时还出售过很厚的木板，疑似棺材板，说不定盗墓就是其所为。侦查人员迅速来到他家，请他到派出所。见此阵势，男人一下子就招了，他自己供述：他看到戴家三口棺材质地不错，一直怀有歹念。三年困难时期，家里实在贫困，所以去盗了墓，把棺材卖了，得了赃款与生产队干部私分了。

　　听到这里，大家松了口气，终于找到事主了。但是棺材里的遗骨呢？经公安干警继续讯问，此人说，当时是悄悄作案，怕被人发现十分着急，挖出的遗骨急匆匆地就埋在了一条小河边。侦查员立即赶到现场，一看河道正在被推土机填埋构筑公路的路基，干警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止作业，大家开始在可能的埋骨处一锹一锹地挖土清理，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个头颅和一堆遗骨。经法医鉴定，这三个头颅为一男二女，与戴氏墓地的墓主相符，肯定就是戴季陶与其母、其妻。

　　赶赴成都的陆玉贻、马铭德以及在上海的李赣驹都非常高兴，立即通知了在台湾的蒋纬国，蒋纬国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他对身边的人说，“数十年之夙愿一朝终成。”

　　经蒋纬国同意，遗骨先在大陆火化，然后将骨灰运往台湾，之后再回到大陆安葬。戴季陶的骨灰运到蒋纬国台北的官邸后，他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蒋纬国守灵三日，吃素一周，表示追念。

　　几经周折，戴季陶遗骨归葬昭觉寺

　　李赣驹与有关部门商量后，认为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建议骨灰返回大陆后，安葬于湖州陈其美墓旁。蒋纬国很重视李赣驹的建议，派专人前往考察，认为从风水上讲，那里水太多，还是葬在成都为好。恰巧此时，成都昭觉寺方丈清定法师得知此事，表示愿意将戴墓坐落本寺。

　　清定法师，俗名郑全山，浙江人，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第五期，曾任国民党高级干部训练团少将政训主任等职务。抗战时由于不满政治腐败的现实，发愿弘扬佛教庄严国土，出家拜在成都昭觉寺依慧老和尚座下受戒。新中国成立后清定法师长期担任成都昭觉寺方丈，中国佛教协会暨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成都市佛教协会会长，政协成都市委员会常委，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

　　蒋纬国得知清定法师有此愿非常高兴，表示昭觉寺是非常合适的建墓之所。之后，昭觉寺专门建造了一座灵骨塔，摆放戴的骨灰，蒋纬国为佛塔题写了“唯心是佛”的匾额。

　　1995年7月28日，蒋纬国先生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屹立了5000年，怎么可能由于极少数人逆潮流而动，而致令国土分裂。”离开大陆已近半世纪的蒋纬国表示，自己的确很想回故乡看看，尤其想念曾在那里度过9年读书生涯的苏州。

　　1997年9月23日，蒋纬国病逝于台北，享年8l岁。

　　李迅 文 据《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