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来说，少年时代大都与阅读生活无缘。毕竟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革”，对出版的控制和对文化的摧残，导致了公众精神生活一片荒芜，一代少年儿童也因此失去了阅读培养的机会，造成精神给养不足而营养不良，致使他们长大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现出对阅读生活的轻视与淡漠。

　　印象中，除了课本之外几乎无书可读。至于可读之书，它们不是被封存就是被隐藏于民间。我有幸阅读到的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苦菜花》、《林海雪原》、《大刀记》和《剑》，就是几位回乡知青偷偷提供的。也就是这几本书，让我的少年精神生活一度变得充实，或者说让我后来成为一名永不放弃书本的阅读者。

　　生活在“书荒”的年代里，对一个喜欢阅读的人来说，当然是不幸的。对其而言，不能阅读就仿佛意味着世界末日。而书的难求与难得的结果是，在某一段时间里，只能反复阅读某一本书或某几本书。也正是这个原因，阅读者对于所阅读书本的“营养吸收”总能达到最大化。从1978年底开始，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开始，被禁绝了多年的文学作品开始解禁。1979年4月诞生的《读书》杂志创刊号中，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可谓石破天惊，成了阅读界开始“解冻”的显著标志和思想解放的先声。无论是书店还是图书馆，每天都有大量排长队的购书者和借书者。记得1979年底，为了购买张扬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我曾冒着刺骨寒风到县新华书店参与抢购，结果书没有买到，反而被踩伤了双脚。而在此之前，为了买一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我曾被挤伤过双臂。

　　上世纪70年代末，尽管一个公开阅读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然而面对庞大的阅读群体，图书馆的开禁书籍和新华书店销售的图书，还是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书荒”现象依旧没有改变。尤其是文学书籍，其出版的速度始终赶不上人们的阅读速度。加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引发了持续而又广泛的激烈争论，甚至受到了某些话语权利者的反对与抨击，许多出版社也只能谨慎而又试探性地出版文学图书。1983年，“反精神污染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一些地方被扩大化，又导致一部分书籍被收缴封存，人们的阅读生活一度遭遇寒流，一些读者的阅读积极性甚至受到了伤害。记得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好不容易才买齐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结果被一个“觉悟高”的同学告发而遭收缴，让我难过得几天都茶饭不思，忧愤不已。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图书出版的步伐开始逐渐加快。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得到出版和再版，“书荒”现象开始逐渐消失。这期间，我甚至购买和阅读到了钱钟书的《围城》与沈从文的《边城》。尤其是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邓朴方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的隆重推出，不仅显示了思想学术界的成果，也让广大读者充分感受到了阅读视野的开阔。尤其是青年学子，更是因为在“三大丛书”中阅读到诸如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马斯洛的《人的潜能和价值》、本尼迪克的《文化模式》、弗罗姆的《爱的艺术》等西方学术著作而欣喜不已。到了90年代初，由于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成功开发与应用，中国的印刷术实现了第二次革命，图书出版的速度加快了，图书的产量也提高了，大小书店里的图书可谓琳琅满目，每一个阅读者都不难选择到喜欢阅读的书本，阅读队伍也随之出现了分化。港台通俗小说成了许多读者“消遣娱乐”的首选读物，其中最受欢迎的如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亦舒、琼瑶的言情小说以及梁凤仪的财经小说。

　　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书海时代”来临了。由于图书的海量出版，人们的阅读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图书出版的速度，于是越来越多的读者反而不知道该读什么书或不该读什么书。一切“苦恼”并非优秀图书太少，而是没有读书时间；一切“痛苦”也并非无书可读，而是无从选择。更让许多读者做梦也想不到的是，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与普及，网络阅读技术平台又提供了纸质阅读之外的新阅读模式——网络阅读。如今，如火如荼的网络文学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越来越多的读者除了纸质阅读之外，少不了通过电脑显示屏来阅读“电子书本”。

　　作为一个民间阅读者，亲身经历从“书荒”到“书海”，可谓心潮起伏，感慨万分。

　　(杨泽文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