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写作的这本帝王传记，始作于60多年前，受到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与提奖，是帝王传记的巅峰之作。

　　朱元璋是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一生吃了很多苦头，做过和尚，讨过饭，他是怎样由一个讨饭的人当上皇帝的呢？都知道朱元璋当皇帝后心狠手辣，杀了不少功臣……他是怎样由一个宽宏的人变得暴戾呢？

　　[上期回顾]

　　经过南征北伐，朱元璋已经打下大片江山， “缓称王”的心熬了这么多年，终于按捺不住，筹备着要当皇帝。按自古做皇帝的形式，要臣下劝三次，主公推让三次后才最终做皇帝，朱元璋劝了一次就答应了。当了皇帝，定国号为大明。

　　为什么会定都应天

　　自称为淮右布衣，出身平民而做皇帝的朱元璋，在拥兵扩土，称帝建国之后，最操心的问题，第一是怎样建立一个有力量的政治中心，即建都，建在何处？

　　远在初渡江克太平时（公元1355年），陶安便建议先取金陵，据形势以临四方。冯国用劝定都金陵，以为根本。叶兑上书请定都金陵，然后拓地江广，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划长江以自守。谋臣策士一致主张定都应天，经过长期研究以后，龙凤十二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六月，扩大应天旧城，建筑新宫于钟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这是吴王时代的都城。

　　明初定都应天的重要理由是经济的。第一因为江浙富庶，不但有长江三角洲的大谷仓，而且是丝织工业、盐业的中心，应天是这些物资的集散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愿意轻易放弃，且如另建都城，则又得重加一番劳费。第三，从戎将相都是江淮子弟，地道南方人，不大愿意总离开乡土。

　　可是从照应北方军事的观点看，这个都城的地理地位是不大合适的。洪武元年取下汴梁后，朱元璋曾亲自去视察，觉得虽然地位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论形势还不如应天。为了西北未定，要运饷和补充军力，不能不有一个军事上的补给基地，于是模仿古代两京之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

　　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帝都重建问题又再度提出。经过一番讨论，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改南京为京师，到这时才决心正名定都。

　　京师虽已奠定，但是为了防御蒙古，控制北边，朱元璋还是有迁都西北的雄心，选定的地点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的形势。太子回朝后，献陕西地图，提出意见。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迁都大事只好暂时搁下。

　　六十五岁的白发衰翁，失去勇气，只求上天保佑，从此不再谈迁都的话了。

　　训练新官僚

　　专制独裁的君主，用以维持和巩固皇权的两套法宝，一是军队，二是官僚机构。用武力镇压，用公文统治，皇权假如是车子，军队和官僚便是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朱元璋从亲兵爬到宋朝的丞相国公，做吴王，一直做到皇帝，本来是靠武力起的家，有的是军队，再加上刘基的组织方案——军术法，一个轮子有了。

　　另一个轮子可有点麻烦，从朝廷到地方，从部院省寺府监到州县，各级官僚十几万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从哪儿去找这么些听话、忠心、能干的文人？

　　旧的人才不够用，只好想法培养新的了。朱元璋决心用自己的方法，新造一个轮子——国子监，来训练大量的新官僚。

　　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校长）、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于吏部，学校是学校官的衙门。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一体。祭酒虽然是衙门首长，“严立规矩，表率属官”，但是，并无聘任教员之权，因为一切教职员都是部派的。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并从纠举。不但管学生规矩课业，还兼管教员教课成绩。

　　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扑红凳两条，拨有直厅皂隶两名，“扑作教刑”，刑具是竹篦，皂隶是行刑人，红凳是让学生伏着挨打的。照规定，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者，初犯记录（记过），再犯决竹篦五下，三犯决竹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开除，充军，罚充吏役）。监丞对学生，不但有处罚权，而且有执行刑讯之权，学校、法庭、刑场合而为一。当然，判决和执行都是片面的，学生绝对没有辩解申说和要求上诉的权利。如三遍不听使令，即处斩刑，学校又变成死囚的苦工场了。

　　管制学校的监规，极为严厉。前后增订一共有五十六款。学生对课业有疑问，必须跪听。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禁止团结组织，甚至班与班之间也禁止来往，也不许议论饮食好坏，不许穿常人衣服。监生有专门的制服叫襕衫，是御定的。

　　最最严重的一款是“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但“毁辱师长、生事告讦”本身很难界定，稍微提些意见都可能被片面引用条款惩罚。朱元璋用这一条的法意就是授权监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从和敢于抗议的监生。

　　国子监第一任祭酒宋讷是这条监规的起草人，极意严酷，在他的任内，监生走投无路，经常有人被强制饿死，被迫缢死。祭酒连尸首也不肯放过，一定要当面验明，才许收殓。

　　监生赵麟受不了虐待，出壁报提出抗议。照监规是杖一百充军，为了杀一儆百，朱元璋法外用刑，把赵麟杀了，并且在监前立一长竿，枭首示众。

　　和统制监生一样，国子监的教官也是在严刑重罚的约束之下的，以祭酒为例，三十多年来的历任祭酒，只有以残酷著名的宋讷是善终在任上，死后的思礼也特别隆重，其他的不是得罪放逐，便是被杀。

　　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一大串刑罚名词，明初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更合适地说是集中营，是刑场。不止是学生，也包括教官在内，在受死亡威胁的训练下，造成的是绝对服从的、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政务改革

　　历史的教训使朱元璋深切地明白宦官和外戚对于政治的祸害。他认为汉朝唐朝的祸乱都是宦官作的孽。这种人在宫廷里是少不了的，只能作奴隶使唤，洒扫奔走，人数不可过多。于是立下规矩，凡是内臣都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对外戚干政的对策，是不许后妃干政，洪武元年三月即命儒臣修女诫，纂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刊刻成书，来教育宫人，要她们学样。又立下规矩，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妇的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和外间通信，犯者处死。

　　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内臣小心守法，宫廷和外朝隔绝，和前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的了。

　　远在吴元年，朱元璋便已注意到法令的重要，指令台省官立法要简要严，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定律令。经过缜密的商订，去烦减重，用了三十年工夫，更改删了四五次，编成《大明律》，条例简于唐朝，精神严于宋律，是中国法律史上极重要的一部法典。

　　又提出简化公文。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达上的表奏，照习惯是骈骊四六文，措辞华丽浮夸。朱元璋觉得太过雕琢，别人不懂，有什么用？于是他要秘书——翰林——作文字，只要说明白道理，讲得通世务就行，不许用浮辞藻饰。他自己所作的文章，写得不好，有时不通顺，倒容易懂。信札多用口语，比文章好得多，想来是受蒙古白话圣旨的影响，也许是没有念过什么书，中旧式文体的毒比较轻的缘故吧。

　　唐宋两代还有一个坏风气，朝廷任官令发表以后，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辞官，上辞官表，一辞再辞甚至辞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绝，下诏敦劝，一劝再劝甚至六次七次劝，到这人上任谢表才算罢休。辞的不是真辞，劝的也不是真劝，大家肚子里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戏，误时误事，白费纸墨。朱元璋认为这种做作太无聊，也把它废止了。

　　除此以外，朱元璋继承历代皇权走向独裁的趋势，对官僚机构大加改革，使之更得心应手，为皇家服务。

　　由于太子文弱，为了朱家万世江山的稳固，朱元璋开始实行恐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