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诞辰115周年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是人们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尽管他逝世已32年，尽管如今人和世界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们依然时常热烈地谈论他。

　　本书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眼光，包括不同时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秘书、警卫、医生、护士、炊事员、摄影记者等，以他们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的工作、生活、情感。本文选摘的是于1953－1974年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的吴旭君回忆毛泽东与她谈论对死亡看法的部分。

　　“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毛泽东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不仅跟吴旭君谈，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也跟其他人谈。

　　1961年他老人家畅游长江之后就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谈到接班人问题。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19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 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19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1963 年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毛泽东跟吴旭君长谈了一次他的生死观。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吴旭君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吴旭君说，不停地吸烟。吴旭君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吴旭君好奇地问。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吴旭君宽慰他说。

　　“你对你母亲好吗？”他问吴旭君。

　　“好。”吴旭君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毛泽东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相信辩证法”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吴旭君说。

　　毛泽东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吴旭君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吴旭君的话，毛泽东笑了。他掐灭烟头说：“讲得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对这么突然的提问吴旭君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她吓呆了，好久没说话。

　　“你怎么了？”毛泽东问。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毛泽东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吴旭君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毛泽东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我倡议实行火葬”

　　第二天，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吴旭君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 “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吴旭君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

　　吴旭君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吴旭君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毛泽东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吴旭君想，自己从来没把毛泽东与死联系起来想过，她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吴旭君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吴旭君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她直率地说：“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毛泽东看着吴旭君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她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吴旭君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吴旭君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吴旭君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毛泽东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吴旭君惊奇地问。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中央的高级干部和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党内外同志共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愿的。

　　1980年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就问过，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呢，毛主席纪念堂是否不久后要拆掉？邓小平的回答是：“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但是，纪念堂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如今，毛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生死观”作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应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1976年他逝世时，吴旭君已经离开他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她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吴旭君看见他与世辞别时的样子。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吴旭君心中。

　　毛泽东可谓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和吴旭君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吴旭君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吴旭君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她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地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李敏、高风、叶利亚 来源：真实的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