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个走钢丝绳的演员，使你每时每刻都在被他揪着心。

　　——林语堂《中国人·缠足》

　　

　　有句经典的骂人的话，用以批评演说者大而无当的演说。那就是：“王母娘娘的裹脚布”。这实际上是个歇后语，后半句是“又臭又长”。臭而且长的裹脚布，自然是懒人所为，为什么会给“王母娘娘”扣上，实在令人费解。难道这句歇后语中蕴含了裹脚的历史？中国女人裹脚的历史要从王母娘娘那时候算起吗？如果依照考古学的观点，认定王母娘娘便是西王母，那么，这裹脚的历史当在五千年前。

　　可是，考古学的发掘证明，一千年前的女尸脚骨并非弯曲的，依旧是天足。于是这个漫无边际的考证宣告失败。那么，这裹脚的历史究竟从哪里算起呢？

　　史学家依据现有的文献提出了一个假说，如果这假说不被某个突然出土的时代更加久远的小脚女人的尸体驳诘的话，则会成为公认的事实。这事实的残酷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对那个毫无政绩的天才词人皇帝南唐后主李煜开始一个全新的认识。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告诉我们，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以代替袜子。并在他的妃子窅娘身上做试验，始行缠足之法，开创了中国女性缠足的纪录。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缠足一事自唐代开始，起源于波斯人的舞蹈。南唐与大唐相距不远，况且，缠足起源于舞蹈一说的可信性也较之前者尤甚。或许李后主的窅娘只是一个著名的缠足者，而非开创者？

　　小脚与天足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凡响之处，居然成为一种风尚，流传了如许漫长的年代？又是如何停下它的脚步？

　　小脚文学

　　在男人们呼喊着“毛发肌肤受之于父母”，而不肯伤及自己一根毫毛的时候，却被一种近乎变态的性心理驱使着，口耳相传着女人小脚的千般妙处。“瘦欲无形，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摩抚”。更有人将两只严重变形了的小脚中部所形成的塌陷形容为“两轮弯月”，实在是处心积虑到极点了。大儒吴承恩在《西游记》里把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化为美丽的女子，而且是小足观音：“玉环穿绣扣，金莲足下深。”（第十二回《观音呈象化金蝉》），可见明朝的风气对小足是何等着魔！明朝时期男子择偶第一标准就是看女人的脚是否够小，男子嫖妓也多玩妓女的一双纤足，因此被戏称为逐臭之夫。

　　更有甚者，清朝有个叫方绚的，自称“评花御史”，又称“香莲博士”。对古代女子缠足一事从诸多角度和方位予以分题描绘，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女子小足的“专著”。同时，它也反映了封建文人和士夫们对女子“香莲”充满丰富联想意会和封建历史积累的“审美欣赏”、“审美感受”及“审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品藻》亦可谓是一部“香莲美学”之作。如此书中《香莲五观》一节说：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莲有术，必观其步。然小人闲居工于屟著，操此五术，攻其无备，乃得别戴伪体，毕露端倪。

　　临风；踏梯；下阶；上轿；过桥。

　　什么意思呢？方大博士说：观察大海有术的人，必观察其波涛；观察香莲有术的人，必观察其步姿。然而小人家居无事，只会掩盖其坏处而显示其好处。如果操此五术，攻其不备，就可“取真去伪”，使其端倪毕露。“五术”分别为：临风之步；踏梯子之步；下台阶之步；上轿之步；过桥之步。这可以说是体现他作为“评花御史”和“香莲博士”水平的一段文字，是教给众人在什么时机看女人的小脚可以看到“毕露端倪”的真货。细想来，这“五术”原本是人的脚最无处躲藏的地方，方绚对生活观察之细致，用心之良苦，非常人所能及。

　　他在书中把女人小脚按照品相高下做了比较细致的分类：曰“四照莲”（端端正正，瘦瘦削削，在三四寸之间者）；曰“锦边莲”（苗苗条条，整整齐齐，四寸以上，五寸以下的小脚也）。曰“衩头莲”（瘦削而更修长的小脚，所谓竹笋式者）；曰“单叶莲”（瘦长而弯弯的小脚也）；曰“佛头莲”（脚背丰满隆起，如佛头挽髻，所谓菱角式者，即江南所称之鹅脚）；曰“穿心莲”（穿里高底鞋者）；曰“碧台莲”（穿外高底鞋者）；曰“并头莲”（走起路来八字的小脚）；曰“并蒂莲”（大拇指翘起来的小脚）；曰“倒垂莲”（鞋跟往后倒的小脚）；曰“朝日莲”（用后跟走路的小脚）；曰“分香莲”（两条腿往外拐的小脚）；曰“同心莲”（两条腿往里拐的小脚）；曰“合影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的小脚）；曰“缠枝莲”（走起路来成一条线的小脚）；曰“千叶莲”（六寸七寸八寸的小脚）；曰“玉井莲”（跟船一样的小脚）；曰“西番莲”（半路出家之莲，或根本没缠过的小脚）。

　　如果说前面所说的“五术”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那么，这“香莲十八名”则称得上是伟大的发明了，同时也将小脚文学的成就推向了最高峰。

　　“两朵金莲”的咒语

　　而严重跟风的女性们为了这“两朵金莲”所暗含的审美趣味则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受人尊重的朱熹朱老爷子极力倡导缠足，认为这是天下大治的基础，因为女人缠了足，便可做到男女隔离、“授受不亲”、“静处深闺”。是啊，连走路都走不稳了，女人岂不就十分“老实”了？然而，正如《夜雨秋灯录》所称：“人间最惨的事，莫如女子缠足声，主之督婢，鸨之叱雏，惨尤甚焉。”这种痛苦，又有谁去“生怜惜”？曾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英国传教士阿绮波德·立德（也作立德夫人），用女性的细腻记录下了缠足的中国女孩的悲惨童年——“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根长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惟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上以停止血液循环。中国女孩在束脚的过程中简直是九死一生。然而更为残酷的是——一些女婴由于其父母的感情受到了束脚的伤害，往往在摇篮中就被处死……束脚痛苦，因合了中年的父亲那非自然的口味而加在了女孩身上。”

　　“两朵金莲”不啻为一个阴险的咒语，让历史的另一半呻吟了上千年。

　　放足之艰难

　　英明的康熙大帝曾经诏禁汉人裹脚，违者拿其父母问罪。有个大员上奏说：“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时传为笑柄（见《菽园赘谈》），可见缠足“魅力”之强大。尽管雷厉风行，收效却不大，到康熙七年，大臣王熙上奏请求解除禁令获准，于是民间舝足之风又大盛，影响到满族女子也纷纷起而裹足。乾隆又多次降旨严禁，乾隆的禁令只杀住满族女子的裹足之风，汉族民间女子依然裹足如故。近代改革家康有为写了一篇《戒缠足会檄》，希望家乡人放弃缠足陋习，并下决心不给自己的女儿缠足。这一举措使康有为在家乡受到很大排挤。

　　英国传教士立德夫人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南方发动了“天足运动”，并成立了“天足会”。在汉口的维多利亚剧院，商会会长亲自安排座位，让政府官员都来听立德夫人的讲演。她的听众穿着官服，带着随从，端着很大的架子。他们感到，由一个女人来和他们讨论一个中国人敏感的话题——女人的脚，是不可思议的。官员的威慑力吓得她的翻译临阵怯场。幸好一位中文讲得极好的传教士赶来救场，立德夫人的讲演才得以进行。立德夫人还借助权威，她让人把张之洞反对缠足的语录用红纸写了贴在会场里，很起作用。她认为张之洞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在汉阳，她在宣传集会上，让放了足的妇女们站起来，她们当着大家的面笑着站了起来，立德夫人便感到她的湖北之行成功了。

　　她几乎走遍了中国南方，去了武昌、汉阳、广东和香港，又去了澳门、汕头、厦门、福州、杭州和苏州。这对于一个外国妇女来说，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她说，“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足时的心情。对那里我十分陌生，而裹足是中国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风俗之一。”但是她还是一脚踏进了冰窟。缠足这种折磨中国妇女一生的野蛮习俗给她很深的刺激。她得到了回报，许多男人和女人当场捐款参加天足会，表示自己不缠足，还要妻子和女儿不再缠足。

　　在广州的集会上，九名妇女当场扔掉了裹脚布。

　　当然，中国妇女不缠足并非因了立德夫人一人之力，但作为“帝国主义”那里来的人，她能够这样做，是值得称道的。这一行为甚至直接影响了慈禧太后，慈禧“新政”中的最初几项改革，就包括在1902年2月1日发布谕令，说官员可以劝止缠足。

　　（李阳泉 来源: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