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对煤矿安全事故责任追究作出新规：发生较大事故，矿长和分管副乡镇长免职；发生重大事故，集团分管副职和分管副县长免职；发生特大事故，总经理和分管副市长免职；发生死亡50人和以上特大事故，或一年内发生两次一次死亡30至49人事故的，集团董事长免职，省辖市市长停职或免职。（11月11日《新华社》）

　　官员级别越高，其治下所发生的煤矿死亡人数究责指标就相应越高，行政问责细化到这种程度，其用心之苦应予承认。只可惜，它用错了地方。

　　这一政策最大的悖谬正在于漠视了生命——假如死亡人数是可以控制的，为什么死亡49个人，当地最高长官就算是称职的？在市长去职的红线面前，50个以下“允许死亡”指标的确立，实乃上级决策部门不自信的表现。正常来讲，决策者们在确立相关指标时，不大可能为难自己或下级，毕竟下级工作不力会直接影响上级的政绩。因此他们必须力保相关执行指标处在官员们可控的范畴内。此外，控制的模式还可能包括瞒报。“死亡指标”按官级分配的问责新规，将使瞒报的“传统”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新规定将上下级官员的政治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任何一条生命的消失，都必定会令其亲友们哭天抢地；然而对于有幸将“死亡指标”控制在红线以下的官员来说，却可能满心欢喜。有例为证：2007年1月，云南省安监局向全省的手机用户发送短信通报，称上一年全省各类安全事故死亡3592人，比国家下达的控制指标低271人，圆满完成了任务——“才死亡三千多人”的满足溢于言表。

　　实事求是地讲，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制定“死亡指标”有其无奈的一面——行政问责制度尚不健全。但我认为，纵使制度不健全，也不能制定一个荒唐的规定来完善之。毕竟，“死亡指标”的制定，极易导致相关官员对问责红线之外的生命不加重视。因此，死亡是不能设置数字指标的，如果非设不可，我认为这个数字必须是“零”。

　　零死亡当然很难，但它难道不应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吗？煤矿生产也曾是英国的高风险行业，资料显示：19世纪60年代，英国矿工死亡率为0.5%，即每千人中会死亡5人。为此该国不断改进煤矿安全生产技术，到上世纪50年代，死亡率降为0.1%。进入21世纪，死亡率连续多年都是“零”。可见，只有高起点、高标准的死亡控制指标才是有意义的，也只有这样的控制指标，才能避免官员的麻痹与侥幸思想。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