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曾经多次遇刺。1931年夏，在 “中国暗杀大王”王亚樵的组织下，刺客陈成潜入 “夏都”庐山 “太乙村”附近的竹林中，朝正在甬道上散步的蒋介石连开两枪而未中，蒋惊魂逃命，逃过一劫。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趁中央委员集体合影之际，南京晨光社记者、爱国热血青年孙凤鸣拔枪行刺。由于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出场照相，结果汪精卫成为刺杀对象，身中3枪倒地。1961年，在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花费黄金几百两雇请杀手赴台刺蒋，由于警卫事先警觉，刺杀未遂，蒋介石再次幸免于难。

　　这些 “刺蒋”案，已经屡屡见诸刊首报末或各类传记中，从而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但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所谋划的一个 “刺蒋”计划却尘封已久，鲜为人知。至今只在青年党主要领导人的回忆文章中略有提及，笔者有幸在扒梳史料过程中得见，故略费笔墨叙述之，以飨读者。

　　第三大党 反共先锋

　　中国青年党，简称 “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巴黎。青年党人素以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而起的“第三大党”自居。青年党党组织确实颇具规模，其组织遍布于欧、亚、美三洲及国内各省市，在欧洲，德、奥、比、瑞、荷、英等地均设立支部，巴黎则是青年党最早的总部所在地。在美洲，青年党员谭敬之、林冠雄等数十人在纽约成立青年党驻美总支部。在中国香港也成立支部。在内地，湖南、四川、湖北、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苏、天津、武汉等省市均建立了省（市）党部和基层党部（1925年，由于内地党务的普遍发展，总部迁至上海，巴黎另成立驻欧总支部）。

　　由于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均来自四川、湖南、广东，故这几个省的组织尤为发达。四川更是青年党的根据地。

　　青年党的具体党员人数，据曾任青年党内务部长的一个党员回忆，1930年约有党员1万人。到抗战时期，党员仍有增加。抗战胜利后，青年党迅猛发展，青年党人自称有党员30万。曾琦是中国青年党党魁，曾长期担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主席），他与左舜生、李璜一道，成为青年党的三巨头。

　　曾、左、李是著名的反共人士。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初却是与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张闻天、田汉等共产党人士密切的 “少年中国学会”会友。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为了拯救这个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国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不幸的是，他们后来却因为严重的理念分歧而分道扬镳，最终走上迥然相异甚至是水火不容、刀兵相见的境地。

　　附孙反共 预谋刺蒋

　　1923年以后，孙中山先生开始实行 “联俄容共”政策。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这对必欲除共产党而后快的曾琦等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们认为，国共合作将使得共产党大为发展，届时中国“大难将作”“赤祸遍地”，甚至成为苏联的附属国亦未可知。于是他们不断地向国民党要人劝诫和警告，希望国民党赶紧放弃“联俄容共”政策，赶紧“清党”。1924年冬，孙中山离粤北上，在上海停留，曾琦亲自前往拜谒劝告，但孙中山先生并不以为意。曾琦于是转而与国民党右派密切往来，并与“西山会议派”约定 “内外夹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1926年秋，北伐开始，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由粤入湘，势如破竹，几个月之间连克衡阳、株洲、长沙、武昌，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很快被击溃。是年底，主要战场转向江西，“五省联军”也不断挫败，军阀孙传芳自己则逃至南京，一时间变得摇摇欲坠。随着国民革命军的顺利进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得到蓬勃发展，而依附于孙传芳的青年党则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严厉打击的对象。北伐军所到之处，青年党所办报纸、刊物被查禁，信奉国家主义的教职员及学生被开除，所办学校被关闭，财产被没收，青年党员或被拘禁，或被枪杀，青年党受到重大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挽救孙传芳的颓势，为了阻碍北伐军和共产党的进展，曾琦遂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刺杀蒋介石。

　　1926年底的一天，曾琦找来青年党的一个骨干段震寰 （湖南省华容县人，时为青年党中央委员，曾任青年党中常委、北平市党部委员长、湖南省党部委员长等职）。曾琦直截了当地对段震寰说： “蒋介石的北伐，带来了共产党革命。共产党革命一到，不仅孙传芳垮台，我们也要完蛋。要阻挠北伐军的进展，单靠孙传芳的军事抵抗已经没希望了。”曾琦主张采用 “非常手段”，刺杀蒋介石。段震寰当即同意了曾琦的主张，并且自愿提出担任行刺者。

　　不久，曾、段两人从上海到达南京，并派人游说孙传芳赞助。其时孙传芳刚从江西逃至南京，已成惊弓之鸟，当听到曾琦的 “刺蒋”计划之后，极表同意，当即命副官送手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并签发支票1万元作为资助活动费用。

　　当经费和武器都有了保障之后，“刺蒋”即进入具体谋划阶段。段震寰与青年党骨干分子刘著良共同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暗杀机构。刘著良为此专门辞掉安庆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职务，并带着其爱人俞淑芳和妹妹刘著兰一起到南京乌衣巷安家，借以掩护暗杀组织。然而，正当“刺蒋”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段震寰在寻找“刺蒋”机会的时候，曾琦却突然改变了计划。这又是为什么呢？

　　联蒋反共 刺鲍流产

　　原来，自从北伐以来，蒋介石羽翼逐渐丰满，其反共的真面目逐渐显露出来。1926年11月，蒋介石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已经不在声言“打倒帝国主义”，而是希望 “友邦”谅解革命运动。1927年初，蒋派人捣毁了赣州总工会，杀害赣州总工会会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左派和共产党占主导的南昌市党部、安徽省党部及九江等地的工会、农会，不少被蒋派人解散或捣毁。蒋同时积极争取江浙财团和英美等国的支持，准备进行 “清党”行动。

　　曾琦从这些迹象发现了蒋介石的变化。在孙传芳必倒无疑的情况下，遂决定不再依附孙传芳反共，而是要“刺鲍联蒋”，与蒋联合，共同反共。

　　鲍罗廷是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广州革命政策代表，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广东国民政府高级顾问，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能施加重大影响。在曾琦等人看来，鲍罗廷是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 “太上皇”。因此，“刺蒋”计划改变后，曾琦自然而然地把刺杀目标锁定在鲍罗廷。另外，曾琦等人“刺鲍”还另有深意。他们想通过 “刺鲍”行为来表明青年党与蒋介石利害相关，消除蒋对青年党人的疑忌。

　　曾琦对 “刺鲍”计划颇为重视，认为这将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他鼓励段震寰亲自去行刺。段震寰当时是一个深受国家主义影响的狂热青年，认为这将是名昭史册的“壮烈之举”，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故欣然接受任务。

　　1927年3月下旬，段震寰装扮成商人模样，把一枚炸弹藏在热水瓶胆下，便从南京出发去汉口 “刺鲍”。

　　段震寰虽然气冲牛斗，满脑子“名昭史册”的想法，却经不住酒色的诱惑，沾染了纵酒宿娼的毛病。段觉得自己行刺后命不可保，生命已不久长，所以更加纵情享乐，一路上喝酒纵欲，结果还没到武汉就染上性病病倒了。后来因耽误了治疗时间，在旅店一治就是近两个月，直到6月初，才能缓步街头。

　　汪精卫于6月1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解除了聘任鲍罗廷为顾问的合同，6月17日又电令鲍罗廷离开中国。此后，“刺鲍”计划再也没有人提及。

　　据《上海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