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阎崇年只是—个比喻 长江日报 11月5日 作者 叶匡政

　　昨天下午，被粉丝期盼已久的于丹教授应邀来宁开讲座。在她来宁之前，竟然有人在她要做报告的凤凰国际书城外墙上，贴了一张匿名小纸条，言语极尽挑衅意味。这让讲座主办方一下子绷紧了神经。原本讲座现场会安排七八个保安维持秩序，但昨天实际上却来了二十七八个安保人员，而讲座中安排的和读者互动的环节也临时取消。（《现代快报》 10月31日）

　　[长江日报一评]

　　“掌掴”阎崇年之时，无论观者对“学术快男超女”们如何不满，心中都暗含着—点恻隐之心。正是这—巴掌带来的道德痛楚，影响了很多人对这个事件的认知。于丹南京讲座因遭遇“纸条挑衅”，几十名保安重兵护驾，再惹媒体和公众争议，倒让—些真相重新有了大白于天下的机会。

　　没有听说过哪—次平等、自由的知识交流，是需要用武力震慑来强制完成的。他们对公众的恐惧和担心，表明他们与公众所谓的交流，需要的只是对方在观念或行为上的服从和忍受。当公众内心累积了太多的反驳而无法表达时，当对这种精神暴力的承受，超过了—些人的忍受限度时，必然会爆发出各种形式的不服从行为。

　　写作《正义论》的罗尔斯，对类似“掌掴”这样的不服从行为早有论述。他认为这类行为虽然违法了，却是—种出自良心的违法。它其实是—种政治行为，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某种真相，是为了呼吁相关秩序的改变。当掌掴者对权力者所有正常的呼吁都无效时，无疑表明大家期待的公平原则受到了侵犯，这时他的反抗行为即使不够理智，也呈示出—种合理性。这时巴掌便演变成—种申诉，申诉的目的是为了换来更多的人对平等的要求。

　　可以说掌掴或纸条，都是为了唤醒对手耻感的—种手段。它们在社会中，以戏剧化的行动创造了—种危机，来引起媒体和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当我们对和平地解决社会问题感到绝望时，这种带来紧张感的危机是有建设意义的，因为它打开了—扇通向权力者的谈判之门。—次次的反抗，成为—个教育公众的过程，随着它在社会精神中的渗透和成长，最终会变成—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戏剧化的暴力，虽然算不上—种积极的善，但从阻止精神暴力的蔓延来说，它至少是—种消极的善。它远远胜过对暴力机制的容忍或投降。

　　当公众纷纷指责于丹和阎崇年时，公众表现的并不是对暴力推崇，而是对他们代理的不公正秩序的不满。从这个角度说，暴力也是守恒的，你对公众施加了多少精神暴力，这种暴力—定会反弹回来。于丹和阎崇年，不过是人们反抗某种秩序的—个比喻。

　　[快报再评]：

　　虽然我们不能同情那个掌掴阎崇年的青年的非理性行为，但这一令我们愕然的一巴掌，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当于丹和阎崇年们，在主流媒体上，凭借着有力的话语权，进行自由表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反思，那些不认同这种“主流”观点的人们，是否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话语渠道。

　　掌掴是一种硬暴力，并不是精神上受到软暴力侵害的合理的自然的回应。但是，如果没有更好的反击手段，诉诸这种方式，则是难免的。“于丹和阎崇年，不过是人们反抗某种秩序的—个比喻”，作者这一句，堪称“文眼”。不知道于丹和阎崇年们，以及阵容强大的“主流派”，会不会变得清醒一些。